|
《中国大趋势》：尊权威的中国人这样“解放思想”
2009-09-30
<中国大趋势>摘选一：尊权威的中国人这样"解放思想"作者 ［美］ 约翰8226;奈斯比特 ［德］ 多丽丝8226;奈斯比特 译者 魏平本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是享有盛誉的未来学家，其代表作《大趋势》曾在３０年前准确把握了现代社会的脉搏。在这部于中国首发的新作中，奈斯比特抛开西方人的成见，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近３０年来的巨大变迁，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将“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奥秘抽丝剥茧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艰苦创业的中国夫妻 观察中国的人们来自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背景，这样就会带来不同的视角。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当前的现状、目标和面临的问题，并强调了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就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奥巴马的演讲的理解有所不同一样，胡主席的报告也有一定的解读余地。 要真正读懂这篇报告，透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十分重要。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中国人的观点，任何公正的评价都需要尽可能地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做出。不过，我们毕竟来自西方，这种背景还是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一对中国夫妻的第一印象。 那是在２０００年。我们走出上海的丽思卡尔顿五星酒店，向街角处走了几步，没想到这几步之遥就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大约５０米外有家小商店—— “商店”这个词似乎太抬举它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小摊子，后面用红蓝白色相间的防水布搭了一个小帐篷。我们了解到，这个大约４平方米的小帐篷是一对夫妻的家，他们向附近的建筑工人售卖快餐和饮料。这种在西方人看来糟糕得无法承受的生活条件，在这对夫妻眼中已经是一种改善了：他们感觉现在的生活比在农村时好得多。此后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去他们那里，在酒店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与他们交谈。 现在你已经无法在那里找到他们了。他们的境况逐步改善，酒店旁边的那个小摊子使他们有能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后来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小摊子，还雇了帮手。他们不用整天住在货物边上了，而是搬进了一套简朴的公寓。终于有一天，这对夫妻消失了——他们在别的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商店。 把国家当企业来治理 如果是在３０年前，上面的那个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解放思想”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大门。但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仍然有别于西方人，他们认为个人生来就是集体中的一分子。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欢迎强势稳当的人领导自己，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良好业绩。把中国当作一家企业来治理非常契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在家庭、集体中的权力和自信心都有所提高。 我们的一位朋友解释说，与中国大部分的文化相同，这也源于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都居住在田地附近的村庄，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彼此的帮助与协作。再加上儒家学说的影响，这一理念被扩展到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及对师长的遵从。 现在，在农村务农的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的４０％。虽然３０年前的第一项重大改革出现在农村，但农村也许将成为最后一个彻底实现思想解放的地方。 现代化不能一蹴而就 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比西方国家晚１００多年。现在，西方往往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但中国人是从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现状的。他们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条件感到欢欣鼓舞，对未来也信心百倍。虽然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算不得怎么好，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用美国或欧洲人的眼光看待它而已。 思想解放是需要时间的。回想一下，西方国家是在大约２００多年前开始现代民主进程的。直到１９７１年２月，瑞士的女性才第一次完全拥有了选举权，美国的种族隔离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结束，印度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仍然存在非常不民主的种姓制度。 中国的确有违反人权的现象，类似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另一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这么多人的基本人权。《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写道：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今天，４亿多中国人从贫穷、饥饿中走了出来。中国的识字率为９０．９％，平均寿命为７３岁，人均ＧＤＰ为５９６２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与之对比，印度的识字率仅为６１％，平均寿命为６９岁，人均ＧＤＰ也只有２７６２美元。 《中国大趋势》摘选二:"纵向民主"助中国平稳转型 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也有差异。本书作者认为，通过政府权威与民众意志的双向互动，中国逐步建立了有别于西方的“纵向民主” 机制。这种模式在不颠覆现行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会的自由度，有效避免了西方“横向民主”可能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政治动荡，确保中国社会实现平稳转型。 中国人如何看待自由 对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断行为的约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对不同民族来说，自由也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这两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类似于体育运动，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运动员们才可以自由比赛。同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自由活动的环境。在中国人看来，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 西方人理解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其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导致了谁对谁错的无休止的争论。许多西方人认为，正是争论与不和谐带来了突破、新思想和创新。但这种争论与不和谐，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纵向民主”强调和谐 通常意义上的民主社会是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但是，对于民主，还有另一种来自拥有不同世界观、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的理解——采取纵向民主，而非横向民主，情况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责任不如与周围人的关系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领导层通过吸纳民众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性纲要，并允许它根据情况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轴交流。虽然这种模式也有缺点，但它的主要优点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选举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订长期的战略计划。 在西方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如果以这样的规则评判，中国政府的表现是出色的。 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道路 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加上中国人缺乏民主决策的经验，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就像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苏联那样），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不愿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现行体制内进行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在过去３０年里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巨大转变。 中国的变化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在过去１０年中，２．５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其中１／３为女性，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工厂、家政业、饭店、建筑工地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你很难找到他们没有涉足的领域。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一般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非常有创造力，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大部分中国人都雄心勃勃、眼光长远，而且愿意付出努力。因此，当从《中国日报》上得知７６％的中国人认为未来５年内生活将变得更美好时，我们没有感到惊讶。 基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的成就，多数中国人相信政府能继续引领国家走向小康、设立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新目标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并不认为自己必须具备顶尖的专业知识和冠压群芳的思维。中国人更喜欢“宏观引导”，也就是说由领导者设立总体目标，然后让人民去实施。进步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的。 《中国大趋势》摘选三:"摸着石头过河"般开放言论自由 对于中国的媒体和言论自由，西方国家一直多有偏见。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书作者指出，中国政府正愈发重视媒体的积极作用，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步推动言论自由的发展。某些西方人和媒体无视这些进步，一味地以说教姿态对中国国内问题指手画脚的做法，到头来只能适得其反。 美国同样有审查制度 在自称为世界上最自由国家的美国，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在１９１８年被禁，直到１９６６年最高法院才撤销禁令。１９３８年，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被禁止引进，禁令直到１９６１年才解除。美国的一些州也长期为图书馆和学校提供禁书书单。 对不同思想迫害最严酷的时期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初，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主导成立了“非美调查委员会”，对异己分子进行调查听证，甚至列出了一份好莱坞黑名单。卓别林等名人都接受过美国国会的审查，一些大学教授还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被解职。 约翰.奈斯比特的名字也上过黑名单，在最严重的时候，沃尔特.温切尔在他星期天晚上的热门节目中公开警告全美国的学生警惕约翰.奈斯比特。约翰当时是犹他州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正领导反对麦卡锡主义的运动，温切尔则是麦卡锡的支持者。约翰成立了一个“美国大学生要求学术自由”的全国性组织，致力于捍卫言论自由 ——既包括麦卡锡的言论自由，也包括他的反对者们的言论自由。 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现代政治体系建立的２００年之后。 没人喜欢听外人说教 中国的变化很快。言论自由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也并不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受限。看待中国媒体的角度有三种：西方人的、中国人的和中国领导层的。 当然，中国媒体的自由程度眼下是比不上西方的。但是，另一个事实是西方媒体的报道常常受个人观点左右而不是基于事实本身。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争取媒体的自由都是合法的、重要的。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希望能够设立自己的目标、以自己的节奏行事。西方国家越是施压，中国人越是反感。 的确，谁喜欢别人的说教呢？默克尔女士会接受胡锦涛关于处理东西德问题的指导吗？奥巴马会照搬中国的模式来寻求美国经济的复苏吗？中国从来不会对西方国家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指手画脚，也不会接受西方对自己事务的干涉。 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中国会逐渐放宽，摸着石头过河毕竟是个平衡的过程。中国或许会摔跤，但不会垮台。中国人坚定地维持稳定，而且有自己的民族自尊，有时难免导致一些过激反应；如果威胁到政治权力、国家利益和“和谐社会”，他们也是不会手软的。 言论自由需逐步实现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伊科纳米称，中国政府在媒体政策方面患有“精神分裂症”。“中国政府明白自己需要自由的媒体政策以及多样化的信息，但也担心言论自由危及政权的稳定，因此它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问题是，大部分国家不都是逐步实现言论自由的吗？中国政府有时的确摇摆不定，但是要知道，它在大多数事务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媒体是政府在应对公共问题时可以利用的工具。同时，媒体也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如今，中国媒体上关于社会问题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处理措施的公开报道越来越多了。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遭到掷鞋袭击后，许多人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中国媒体以前是不会报道的，但这一次电视却播放了这条新闻，媒体也做了公开报道，甚至还配有漫画。 对那些专门关注中国消极面的报道又该如何看呢？许多贬低中国的人其实根本没到过中国。他们以为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受到政府的严苛管制。今年２月初我们从北京回到维也纳后，一位邻居问我们： “中国有意思吗？”“你们知道，”他接着说，“我读到的一些资料让人担心，说中国到处都是军人，人们被严格管制。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类似的笑话我们听得太多了。 ２１世纪的中国如何对待媒体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将在反复试验中找到答案。 《中国大趋势》摘选四：中国在互联网上有自己的时间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中国正加速融入世界。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对网络采取的某些管理措施，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不过在作者看来，所谓“中国网民对本国互联网政策心存不满”的说法，更像是西方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处理互联网问题上有自己的时间表，希望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中国网民认可国家政策 对个人来说，融入世界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互联网，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都是如此。西方对中国政府管制互联网议论纷纷，而且，它们依旧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和理解来衡量中国的模式。虽然说西方的信仰和理解与东方相比并无好坏之分，但是在中国互联网管制的问题上仍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位于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是一家享有盛誉的非营利性机构。最近，该中心公布了一项关于互联网社会影响的调查结果。在中国部分，该报告指出：“大部分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中国网民了解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和管制，并且心存不满。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中国人都赞成对互联网进行管制，特别是由政府进行管制。” 西方媒体的报道有时让人感觉中国网络社会的无数“博主”只有一个想法：推翻中国政府。事实上，和大多写博客的美国人一样，多数中国人在博客上写的都不是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他们的家庭、爱好、工作、家长里短和个人想法等。 “政府应监管互联网” 随着官方与民间力量的逐渐平衡，相信中国政府对网站与博客的审查将会继续减少，对批评言论的管制也会放松。但随着其他领域的开放，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会有自己的时间表。由于网络色情信息严重泛滥，中国政府或许还会加大对此类内容管制的力度。 事实上，关心中国互联网管制问题的大多是西方人。“虽然面临着外部批评和内部的压力，但有证据表明许多中国人并不赞成西方人对于互联网的观点。当被问及应该由谁负责监管互联网时，８５％的中国人的回答都是政府。” 皮尤研究中心总结说：“虽然存在负面新闻，虽然担心甚至害怕网络上潜在的危险，中国网民仍然感激互联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廉价的网络游戏和电影；他们还可以通过博客和ＢＢＳ与朋友讨论电影明星与乐队等。非网民，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也觉得不上网就会落伍。” 网络自由是大势所趋 网络监管技术不是源于中国，而是美国。许多人谴责思科公司向中国政府出售镜像路由器，为它对网络的管制提供了技术支持。思科则回应说该产品的出售对象不只是中国政府，许多美国机构，比如图书馆和学校，也使用相同的屏蔽方法阻止用户访问赌博、色情或者充斥仇恨语言的网站。但是，不管思科的技术在屏蔽网络言论方面帮了中国政府多大忙，中国人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购买路由器，包括从本土公司华为购买。 中国在互联网方面有自己的政策，但它已充分意识到互联网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而且，“由于互联网的全球互联特性，建设繁荣诚信的互联网，促进互联网有序发展，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这一表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在北京“第二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中国日报》在相关报道中引用了一组官方数据：中国的网民数量正以每天２４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３至４年内可能达到５亿人。当前，中国互联网发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用户信息的安全、非法、淫秽信息的传播，盗版，垃圾邮件以及对隐私的侵犯。 无论人们对网络自由的看法如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平衡都不容忽视。毫无疑问，中国人现在接触到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希望达到的平衡，就是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中国大趋势》摘选五：让全面政治解放的蝴蝶放飞 今天的中国已摆脱政治教条的束缚，渐进而坚定地推动着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全面转型。本书作者认为，经历了长期的改革实践，中国领导人已对共产主义理论形成新的认知，中国的执政党也以务实精神取代了“意识形态至上”。 郎朗说“北京的心灵被打开” 世界着名古典钢琴家郎朗说，他并不经常回自己在北京的家，但那里仍然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据郎朗回忆，他小时候，“那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怀疑从西方传来的一切事物，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好比这个城市的心灵被打开了。” 在领导人和大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这个旧式的专制企业已经蜕变为２１世纪的现代化企业。等级制度慢慢淡化，决策权被下放到各个阶层，使人们日益参与到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解放思想增强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度，并逐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转变。 在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相当粗糙。历史证明，毛泽东早期借鉴的西方政治体系并不成熟，它把意识形态置于一切之上。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这一体制就像是蛹，一直持续了３０年。随着春天到来，邓小平上台后它终于开始了蜕变。 对蛹来说这是生命的终点，但是对智者来说就是蝴蝶的出现。中国何时才会大胆地走向全面政治解放，丢弃蛹的空壳，放飞蝴蝶呢？ 共产主义有两重内涵 共产主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也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集体的国度非常吻合。其实，共产主义有两重不同的含义。 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重含义。 二是“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民主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前者，建立了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和自然界的蛹一样，中国逐渐成熟起来。不过与他们在苏联的同志们不同，中国逐渐明白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模式。体制僵化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改变了路线或名字。 中国的领导者们的睿智和务实使他们抛弃了僵化思想的束缚。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人们的洞察力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如果通过“实事求是”发现一条道路行不通，那么就应选择另外一条。 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要比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紧密得多。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政党，不如说是人民政党。
英国小女孩异想天开eBay拍卖祖母令人不禁莞尔 (2009-10-01)爱尔兰公投《里斯本条约》 布莱尔或成欧盟主席 (2009-10-01)《中国大趋势》：尊权威的中国人这样“解放思想” (2009-09-30)名门千金胡婷婷走秀大露背 30公分巨疤走光(组图) (2009-09-30)盘点人类十大怪病:笑死病源于吃死去亲人风俗(组图) (2009-09-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