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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成长最大受益者是民众还是企业
2008-10-08
新闻周刊驻中国记者乔治·韦尔弗雷兹（George Wehrfritz）一篇题为“节俭的危险－中国的危机是美国的反面”（The Perils Of Thrift－China's crisis is the opposite of America's）的报导。报导说，次贷危机让美国的颓废一览无遗。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从豪宅到塑料制品廉价玩具的各种商品都在过度消费，却背着负储蓄率的包袱，被从华尔街堆到缅街的债款拖累。然而，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还了解得不够。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有了中国，美国的高度消费才得以存在，中国这个世界成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提供了大量资金来保证美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正常运转，而且，大多数美国人购买的物品都是由中国的工厂生产的。香港金融专栏作家汤姆－荷兰（Tom Holland）认为，双方的关系是共生的，同时，也是相互陶醉的。他称这两个世界巨人为一对“紧紧抱在一起倒在地上的疯狂醉汉。” 
美次贷危机拖累金融机构，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资料图片） |
因此，如果其中一人一头栽落到水沟了，另外一人也肯定只能有难同当。除非他们都清醒过来，并实行一种棘手的、经济学家们称为“再平衡”的大手术，至少这是目前北京决策者所面临的风险。这要求中国加强本土消费力，渐渐脱离对出口贸易的依赖，慢慢地将美国金融系统与廉价的中国信用断绝开。问题是，中国经济体正好与美国以本土消费为导向的成长完全相反。中国虽然拥有高达1.8兆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就算用全世界的金钱，也无法买到一条迅速改变现状的捷径。 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8％是由国内消费贡献的。其他的62％，来自投资，而且，大多数都用在出口贸易的基础设施和净出口上。对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来说，国内消费力这么疲软是前所未闻的，这使得中国要效仿20世纪东亚其他地区实现的以本土需求引导成长的模式变得非常困难。安本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Asia Ltd.）的总经理休－扬(Hugh Young)说，认为中国可以从这么一个“偏移的位置”顺利转变的想法是“相当天真的。” 
中国经济统计中持续存在的反常现象之一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消费率仅50~60%，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在70和8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而且呈下降趋势。（资料图片） |
新闻周刊的报导说，问题的根本要从中国的国民储蓄说开，它的由来就是它就如美国的次级贷款一样，难以追寻。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现金。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和路易斯－库斯（Louis Kuss）估计，中国的总储蓄在2006年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惊人的50.6%，远比10年前的40.7%还要高。然而，他们计算发现，同期的家庭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从20.1％降到15.3％，与此同时，企业储蓄几乎上涨了2倍，达到28.3％。在这增长图表的背后是个令人深深困扰的事实：中国经济成长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中国民众，而是中国的企业。 虽然如此，一些分析师仍然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似乎就像说服普通百姓取出银行存款，然后不停地花钱那么简单。去年，哈佛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教授曾写过，中国家庭储蓄率估计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5％，事实上，“这在亚洲是相对正常的。”鉴于中国极度缺乏社会安全网，以及普通家庭抱有的未雨绸缪的心理，这个数字并不过分。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前亚洲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学家查理－亚当斯（Charles Adams）说，与此同时，“自2000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非家庭储蓄急剧增加。而这是一个黑洞，因为控制这笔资金的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并不明确。” 
刺激消费多年来几乎成了中国的国策。（资料图片） |
这些国有公司中，有许多都与省一级或者市县一级地方政府有关系，而且，他们都倾向于把他们的资产用在扩大原有企业，或者增开新的分公司。这类行为仅仅加强了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压低了本土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根据摩根大通银行的新数据，2007年间，中国的11.9％的经济增长中，有4.9％归功于投资，相比下，国内消费和净出口贡献分别为4.3％和2.7％。虽然许多亚洲国家的成长需要降低他们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亚当斯说，“就数量来说，中国的转型事关最重大，因为她太大了。” 国际货币基金和其他发展机构说，北京可以通过增加企业征税，把国有企业的财富转至普通家庭，以及减低个人税收，或者增添免费社会服务等办法来促进国内消费的增加。这些策略，可以让中国经历过一段暂时的艰难时期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不平衡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麦克－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中国可能在今后5年内走上正轨的事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但是，解决危机并不需要个5年计划，他们只需要一个5周的解决方案。” 新闻周刊报导最后说，不论解决方案何时到来，中国工业界都面临着一次痛苦的调整过程。在这个期间，中国巨大的非农业劳动力将会经历一次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就再没出现过的系统性不确定－大规模的转移。只有到那时候，中国才会无节制的消费习性才会像美国一样，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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