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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成長最大受益者是民眾還是企業
2008-10-08
新聞周刊駐中國記者喬治﹒韋爾弗雷茲（George Wehrfritz）一篇題為“節儉的危險－中國的危机是美國的反面”（The Perils Of Thrift－China's crisis is the opposite of America's）的報導。報導說，次貸危机讓美國的頹廢一覽無遺。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体，對從豪宅到塑料制品廉价玩具的各种商品都在過度消費，卻背著負儲蓄率的包袱，被從華爾街堆到緬街的債款拖累。然而，中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還了解得不夠。實際上，主要是由于有了中國，美國的高度消費才得以存在，中國這個世界成長最快的大型經濟体，提供了大量資金來保証美國的金融体系能夠正常運轉，而且，大多數美國人購買的物品都是由中國的工厂生產的。香港金融專欄作家盪姆－荷蘭（Tom Holland）認為，雙方的關系是共生的，同時，也是相互陶醉的。他稱這兩個世界巨人為一對“緊緊抱在一起倒在地上的瘋狂醉漢。” 
美次貸危机拖累金融机构，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大動蕩。（資料圖片） |
因此，如果其中一人一頭栽落到水溝了，另外一人也肯定衹能有難同當。除非他們都清醒過來，并實行一种棘手的、經濟學家們稱為“再平衡”的大手術，至少這是目前北京決策者所面臨的風險。這要求中國加強本土消費力，漸漸脫离對出口貿易的依賴，慢慢地將美國金融系統与廉价的中國信用斷絕幵。問題是，中國經濟体正好与美國以本土消費為導向的成長完全相反。中國雖然擁有高達1.8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但是就算用全世界的金錢，也無法買到一條迅速改變現狀的捷徑。 2007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8％是由國內消費貢獻的。其他的62％，來自投資，而且，大多數都用在出口貿易的基礎設施和凈出口上。對一個發展中的新興工業化經濟体來說，國內消費力這么疲軟是前所未聞的，這使得中國要效仿20世紀東亞其他地區實現的以本土需求引導成長的模式變得非常困難。安本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Asia Ltd.）的總經理休－揚(Hugh Young)說，認為中國可以從這么一個“偏移的位置”順利轉變的想法是“相當天真的。” 
中國經濟統計中持續存在的反常現象之一是消費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中國消費率僅50~60%，甚至低于日本和韓國在70和8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而且呈下降趨勢。（資料圖片） |
新聞周刊的報導說，問題的根本要從中國的國民儲蓄說幵，它的由來就是它就如美國的次級貸款一樣，難以追尋。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現金。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郝福滿（Bert Hofman）和路易斯－庫斯（Louis Kuss）估計，中國的總儲蓄在2006年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達到惊人的50.6%，遠比10年前的40.7%還要高。然而，他們計算發現，同期的家庭儲蓄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率從20.1％降到15.3％，与此同時，企業儲蓄几乎上漲了2倍，達到28.3％。在這增長圖表的背后是個令人深深困扰的事實：中國經濟成長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中國民眾，而是中國的企業。 雖然如此，一些分析師仍然錯誤地認為，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似乎就像說服普通百姓取出銀行存款，然后不停地花錢那么簡單。去年，哈佛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教授曾寫過，中國家庭儲蓄率估計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5％，事實上，“這在亞洲是相對正常的。”鑑于中國极度缺乏社會安全網，以及普通家庭抱有的未雨綢繆的心理，這個數字并不過分。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教授，前亞洲國際貨幣基金的經濟學家查理－亞當斯（Charles Adams）說，与此同時，“自2000年以來，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非家庭儲蓄急劇增加。而這是一個黑洞，因為控制這筆資金的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构并不明确。” 
刺激消費多年來几乎成了中國的國策。（資料圖片） |
這些國有公司中，有許多都与省一級或者市縣一級地方政府有關系，而且，他們都傾向于把他們的資產用在擴大原有企業，或者增幵新的分公司。這類行為僅僅加強了以出口貿易為主的經濟結构，壓低了本土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率。根据摩根大通銀行的新數据，2007年間，中國的11.9％的經濟增長中，有4.9％歸功于投資，相比下，國內消費和凈出口貢獻分別為4.3％和2.7％。雖然許多亞洲國家的成長需要降低他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亞當斯說，“就數量來說，中國的轉型事關最重大，因為她太大了。” 國際貨幣基金和其他發展机构說，北京可以通過增加企業征稅，把國有企業的財富轉至普通家庭，以及減低個人稅收，或者增添免費社會服務等辦法來促進國內消費的增加。這些策略，可以讓中國經歷過一段暫時的艱難時期后，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不平衡問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麥克－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說：“中國可能在今后5年內走上正軌的事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但是，解決危机并不需要個5年計划，他們衹需要一個5周的解決方案。” 新聞周刊報導最后說，不論解決方案何時到來，中國工業界都面臨著一次痛苦的調整過程。在這個期間，中國巨大的非農業勞動力將會經歷一次從毛澤東時代以來就再沒出現過的系統性不确定－大規模的轉移。衹有到那時候，中國才會無節制的消費習性才會像美國一樣，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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