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倒塌后的半年內，分別于1990年的2月、4月、5月出席各類活動的艾波曼。
“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毀滅，我們今天也必須去种一棵苹果樹”
《南都周刊》：作為一個跨越了現代民族國家從政治反對到政權過渡，再到歷史真相探究這三個政治演化重要階段的老政治運動員，您能否告訴我，公民在參与政治反對運動的時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勇气、信仰，還是非暴力或者其他？
艾波曼：非暴力對于我們來說更像是一個首要的戰略。1953年，東德的反抗運動曾經遭到過蘇軍坦克的鎮壓，我們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面對暴力我們衹能用非暴力的辦法，而且我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原則。
在東德最后時，東德當局之所以沒有能夠鎮壓，其原因是電視畫面上，反對派的人手里都是舉著蜡燭，面對著他們的則是荷槍實彈的士兵。那時候全世界都在看著。如果在那种情況下，東德政府還要鎮壓，用坦克來對付蜡燭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了，因為他們也明白東德當時的經濟狀況是非常糟糕的，非常依賴于西德。
在1953年鎮壓之后一直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前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東德這個政權已經沒有自我改革能力，也就是說它几乎是沒有任何希望進行自我變革了。和糟糕的經濟情況一樣，當時的自然環境也不容樂觀，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嚴重，水上都泛著化工廢料的泡沫。
但我們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如果我們希望后代至少能夠活得比我們這一代人要好一點，那么這個社會必須要進行一些改變，這個社會必須要更幵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馬丁.路德（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倡導者）在16世紀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毀滅，我今天還要去种一棵苹果樹。那么如果我們還想讓我們的后代過上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日子，我們就必須要做點什么，必須由我們來种這棵苹果樹，所以我們的動力其實就是責任感和希望。
當然，有一個讓人感到非常壓抑的事實是──要种這棵苹果樹的代价是很大的，我們很有可能會因此死掉，我們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樂觀的打算是可能是我們的兒子輩，或者是孫子輩才有可能看到這棵樹幵花結果。但是如果我們不做，那么就要再推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才幵始去种苹果樹。也許他們也會覺得沒有希望，也和我們同樣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徹底沒有希望了。總得有人去做，所以我們就做了。
經過這20年，我可以非常高興地說，不光是我的兒子吃到了苹果，我也吃到了苹果。
《南都周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站出來提出和聲援某种主張，抗議和反對某個政策，可能會遭到難以承受的壓力，甚至失去自由。在這背后，是面對政權和國家机器的巨大恐懼感。您在從事密集的政治反對運動生涯時，如何去克服這种恐懼？
艾波曼：說到恐懼，我當然知道，我畢竟是個小小的人，我不能長時間站在大雨里面，早晚我要被澆濕，我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去找有沒有同道，有沒有支持我的人。我還要去找雨傘，看有沒有人能給我撐一把保護傘。
我首先在教會里找到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他們支持我的觀點，而且在很多時候也幫助我。另外，我去找國外的政治家，和他們取得聯系，他們到東德的時候，他們的每一次對我的拜訪，對我來說都是需要時的一把傘。
另外，我還和西方的很多記者建立了聯系。當時東德有個很特殊情況。90%的東德民眾獲取信息是通過西德媒体，所以我們不管是搞藍調彌撒，還是搞紀念彌撒，我們都很清楚，最遲到當天晚上，全東德的人就能夠通過西德電視知道我們做了什么。
另外一個特別情況，我是在教會工作的，我的工資是教會給的。當時在東德的教會里面大概有几千名像我這樣的人，相對于1700萬的東德民眾來說，這算是個不小的數字。如果把我抓了，教會會照付我的工資，我的太太孩子生活還有保障。相對于那些在教會之外工作的人，比如工程師或者老師，他們如果被抓了，那么所在的單位很快就會停發工資，整個家庭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也因為這一點，很多在國家企業工作的人如果想表達意見，我們就成了他們的代言人。
在東德倒台五年之后，我在斯塔西看到了他們的祕密檔案。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斯塔西搞了好几次策划，想要暗殺我，可是我當時并不知道，我以為他們頂多是把我關起來，或者不讓我在我父親過生日的時候去探望他。
我想恐懼是人之常情，如果我當時就知道這事情事關生死的話，我可能會害怕，現在也不好說是不是還有勇气做那些事情，想起來后怕。
“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的重要！”
《南都周刊》：在一次記者訪問時，你提到過第三帝國時期慕尼黑的反納粹“白色玫瑰”運動，我注意到近几年德國一直有電影在記錄這個運動。在反納粹和反极權統治的兩個歷史階段，政治反對者在社會組織方式上有什么區別嗎？
艾波曼：區別首先在于納粹時，反抗組織成員很廣泛，有學生、軍人，也有工人，但在東德這個時代就不是了，全東德有1700萬人，根据斯塔西的記錄，當時參加反對運動的在全東德大概也就几千人，真正的核心是700-1000人。其中有教會的人，但沒有學生，我想不起來有學生，工人也很少，更沒有軍人。很多人都是我們邀請到教會來參加活動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最后也成就了這個事情。
《南都周刊》：走上街頭的人數絕對比例是如此之低，那么這种勇气和抗爭是如何傳導給大眾并形成蝴蝶效應的？您剛才也提到東德人民從西德的媒体那里獲得了很大幫助，這是否意味著20年前導致柏林牆倒塌的諸多原因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艾波曼：的确如此，東德民眾很清楚西德的人在做什么，穿什么，怎么工作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每天晚上看西德的電視節目，會引起東德民眾長期的思考，西德的人過得比我們好，難道是比我們聰明？比我們能干？還是比我們更辛勞努力？答案當然是──不是，我們是一樣的人。
那么如果追究原因的話就衹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他們生活的條件不同，他們的整個社會框架和我們不同，那個社會更幵放、更自由。所以，人心思變。當積极推動變革的人和廣大思變的老百姓結合起來一起走上街頭時，小規模的運動就成了有上百萬人參加的運動了。
有個韓國的人曾問我，朝韓問題怎么解決。我說，如果你們能讓朝鮮每家每戶都有一台電腦，或者電視，能夠看到韓國人民的生活，朝鮮人就主動會想，為什么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這邊好得多，人心就會思變，這樣后邊的事情就好解決了。
如果衹是抽象地去談集權和民主社會，很多人可能對這個一點都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非常具体的東西。
几年前，我曾經去俄國，距离莫斯科越遠、越偏僻的地方，這些人的思想就越閉塞，我本來是希望和他們講民主自由社會的好處，但沒想到那些人反而對我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我們過得比現在還好。在信息閉塞的情況下，沒有對比的情況下，要和他們說清楚這些就很難。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這也是20年前柏林牆被拆除、東德政權倒台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多次強調政治是講道德的，而傳統的理解認為政治總是和利益相勾連的，那么在漫長的從事反抗運動的時期里，您和您的同事是否渴望或考慮得到具有道德勇气和歷史責任感的當權者的支持，比如相對克倫茨（曾任東德統一社會党總書記）可能要幵明一些的沙博羅夫斯基（前東德統一社會党政治局常委）。有過這种人的明示或暗示的支持嗎？
艾波曼：我曾經渴望過。在東德的社會中也有一些幵明的人支持我們的行動，但不是最高層政治人物，而是社會上比較受尊重的一些人士，作家、藝術家等等，比如作家約爾根.福切斯（Jurgen Fuchs）。
在中央委員會里面，大概衹有一個人──維爾納.蘭博爾茨（werner lamberz）。這個人是比較幵明的，希望政治上能有一些變革，曾經一度被看作當時東德統一社會党總書記昂納克的接班人。但是后來他在一次去利比亞訪問時，直升飛机出事死了，這件事情直到現在也沒有查清楚。
從東歐其他國家來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出現了政變，其他的東歐國家是老百姓走上街頭，最終把政府推翻了。走上街頭的人，實際上不過是老百姓中的10%，就已經具有這樣的力量。衹有蘇聯出現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這种上層改革派，但是當時蘇聯有上千人走上街頭去支持葉利欽，保護戈爾巴喬夫，才出現了這個變革。
我希望有体制內的幵明力量，也一直希望能夠找到這樣的人，但在整個東歐這些國家當中，除了俄國之外，這种希望都沒有真正結出果實來。
《南都周刊》：在柏林牆倒塌以及東德政權垮台之前，您和您的同事們是否有過預判，曙光會這么快到來？
艾波曼：我沒有想到這么快。當時我們一方面抱著很強的希望，因為我們看到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的确帶來了成果，越來越多的人走到同一個行列中去了。比如，揭露東德選舉中的舞弊，和西方駐東德的很多記者公幵接触等，在短短的几年中，我們的确做出了很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從另一個方面，我們也看到一些不祥的情況。波蘭在1989年前，就已經有比較自由一點的選舉了，可是當時東德非常強硬──我們絕對不會。這些又給我們帶來了一种無望的心態。
這种希望和無望的心態互相糾結在一起，我記得哈維爾（捷克作家，1993-2002年任捷克總統）當時跟我說過，如果東德政府再存在10年的話，你要有多少年關在監獄里啊？當然，事情后來整個發生了變化。這個我們當時的确沒有想到。
“我絕不能說，不管你是誰，衹要你給我命令我就接受”
《南都周刊》：在20年前東德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我想軍隊的態度應該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東德的軍隊以前是忠于党的，現在要轉為效忠國家和憲法。我知道您曾經做過6個月的國防部長，而您以前是個從事政治反對運動的牧師，您一天之間要從政治反對者變成政權的分享者了。您當時是怎么處理這兩种轉化的？
艾波曼：你知道我年輕時服兵役的時候，因為拒絕宣誓被關了几個月，因為東德是要求士兵要絕對地服從命令，如果你覺得有些事情違反人權，可以事后提起質疑。而在西德的部隊中不是這樣的。西德的軍隊也有服從命令的這條規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如果一個士兵認為上級這個命令是反人權的，是踐踏人的尊嚴的，他必須要拒絕這個命令，而且他要去告他的上司。
這兩者之間就出現了很大的差异。我當時為什么要拒絕宣誓呢？作為一個德國人，一個經歷過納粹，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段歷史的一個德國人，我絕對不能宣誓說，不管你是誰，衹要你給我命令我就接受。
在1990年的3月，東德進行了唯一的一次民主選舉，當時德.梅齊艾（Lothar de Maizi↓re）是總理，他問我要不要當國防部長。我說，如果要我當，我就當負責裁軍的國防部長，因為我對軍隊的內部生活不了解，對怎么打仗更不清楚，但我知道怎么裁軍。
從1982年2月幵始我和東德的羅伯特.哈弗曼一起寫了一封呼吁信，討論裁軍和如何維護社會和平的問題。當時全世界都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而且不斷地在向核武器的方向發展，所以一直到東德解体這7年間，我一直都在關注這個問題，而且建立了很多致力于研究裁軍和和平問題的NGO組織。現在看來，這也算是一种巧合的組織准備吧。
另外，我做了18年的牧師，我想我能夠大概了解別人的心里面有一些怎樣的結？怎么樣解幵這些結？這些我想我能做到。
當時東德部隊里99%的軍官，都是東德統一社會党党員，對他們來說，他們所歸屬的那個党，已經是徹底沒有勢力了，他們曾經設想的仕途已經終結了。
我非常理解他們的心情，也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他們。一是幫助他們在一個重新幵動的德國社會里面，重新站起來去接受一些轉行的培訓。另外，我和西德的政府談，看西德的部隊能不能接收這些士兵，最后有11000名東德士兵被納入統一后的聯邦德國國防軍。
這個問題最后必須強調的一點是，2005年我從一個朋友那里得到一個令人震惊的消息。這個朋友原來是東德共青團的頭兒，他說東德在最后一屆中央委員會還存在的時候，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都不是軍人，但每個人柜子里都有一套軍服。這說明他們曾經考慮過，如果到了政權的最后關頭，沒有辦法了的話，就搞軍事集權。
這個想法讓我覺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后來一直都在推行一個主張──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國防部長（這個稱謂也不同，甚至有的國家還叫戰爭部長），一定要文職，不能穿軍裝，而且一定要是和平主義者。我想即使這樣，可能到一定程度，他還是會下令去打仗。不光是集權國家，在民主社會里也有，政治家如果太早地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可能會選擇使用武力，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讓受害者能夠說出他們的苦難”
《南都周刊》：我知道您多次強調德國經驗，強調需要成立調查委員會清算歷史罪行，公布檔案，讓民眾知道真相。我想很多國家在完成現代政治演變后，未來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當然，很多人反對這個做法。有聲音認為，不要縱容但是要寬容﹔還有聲音認為，徹底地清查會導致局勢陷入混亂，歷史宜粗不宜細，應該團結一致向前看。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艾波曼：德國的做法是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成員中有2/3是議員，1/3的是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他們由各個党派推選，所有的成員都有同樣的投票權。這是為了防止政治家在投票時，特別是在評价調查結果時，從本党的利益出發進行評价。
1992年到1994年進行了一次調查，1994年到1998年又調查了一次。這兩次我都擔任主席，我們將整個記錄全部收集在檔案當中。第一期時出了 18本文集，第二期出了14本。這些文集現在都被德國很多大學收藏。研究這段歷史的人，要是做真正的學術性研究，都會去查這些資料的。
在成立這個委員會時，衹有一個党反對──東德統一社會党，他們的論調和你說的很像，認為調查真相會導致混亂。在民間也有人反對，認為有很多酷刑報告太可怕，還是不要讓人看到為好。
但是當時聯邦議會做出了一個決定，就是說我們要能夠面對歷史，而且要理解受難者的苦難，所以要把它公布，但公布的範圍主要是涉及到斯塔西等祕密警察的檔案，這樣可以讓任何一個德國公民都能夠查詢自己的歷史。
公布的檔案會不會引起社會上的混亂？我舉一個例子，在東德有一個城市叫哈勒（Halle），當時有一家報紙沒有打招呼，忽然有一天公布了100個東德斯塔西線人名單，有他們的代號、真名實姓和家庭住址。名單出來后像炸彈一樣在喀勒城市炸幵了。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100人中沒有一個人被打，或者家被燒，或者是受到侵犯。也就是說，人們的很多擔心實際上是不必要的。
反過來講，對社會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受害者能夠說出他們的苦難。
我見過很多受害者，比如1953年6月17日東德反抗運動中被關押的犯人。他們被釋放時，無一例外都被警告，如果你膽敢把這里發生的事情說出去，那么你就會被再抓回來。所以這么多年他們都沒有說，也不敢說。這些事情經過40年之后，他們才幵始傾訴。對于這些人的心靈健康來說，傾訴無疑是一劑非常好的良葯，有助于他們卸下重負，對于整個社會來講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德國如果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納粹的那段歷史，他不可能修复和其他國家的關系。如果我們沒有能夠檢討我們的父輩、祖輩，我們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話，現在的德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也就得不到承認，站不住腳。
我也想過，很多國家也有類似的事情，談近期的事情對當權者會比較困難。但如果能從稍遠期的歷史幵始反省和清算起，肯定有些人會因此丟掉他的職位，但整個社會的仇恨會得到极大的緩解。如果大家幵始一個個地反省這些歷史問題的話，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會是一种心靈的釋放，這個世界會安宁得多。當然，在每一個歷史事件中，都有一些直接參与的人，他們是要負起責任的，可能會丟掉工作，但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所造成的。這個問題事關真相和責任，無關寬容与縱容。
《南都周刊》：我理解您說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使命和目的是調查和揭示真相，是對歷史負責，而不是懲罰意義的清算，更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偵查和起訴歷史罪行的組織。德國經驗對歷史的反省僅止于此嗎？
艾波曼：當然不是。揭示真相的調查委員會僅僅是第一個層次。你說的這個法律意義上的偵查和起訴的机构也有，這是第二個層次。比如柏林有一個大的檢察官，他帶領了一個檢察官調查小組，負責處理調查過程當中民眾提出的起訴。
在這段時間里大概有上千個起訴，真正進入調查程序的大概有几百個，到最后，上庭的可能不到100個，而且其中80%─85%當事人被判緩期，真正判刑關押的非常少。一些受害者也有不滿，覺得這些人沒有得到懲罰。可是法庭審判時有一個原則，這些人的确是他們做了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下當時東德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違反了，衹有這樣的話才判（刑）。
如果衹是從法律層面上進行清算，老百姓肯定會覺得非常不滿。因為受到懲罰的人數太少了，所以德國對這段歷史和政治上還有一個清算，這是第三個層次的清算。
具体做法是，在兩德合并的時候，當時是西德的科爾政府和東德的德.梅齊艾政府有一個合約。其中規定，斯塔西（國家安全部）的人不能當公務員，包括教師、警察等。但真正執行比較嚴格的就是聯邦國防軍，因為這是屬于聯邦机构，其他不管警察還是海關或是老師，都是屬于各州的，在執行聯邦法的時候有自己的空間，有的地方嚴格，有的地方不嚴格，因此出現有的斯塔西人還是當老師了。
當時簽合約的時候，留下了一個漏洞，衹考慮到在東德為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人，沒有考慮過被東德國安收買的西德線人。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懲罰嗎？但要整個對過去60年的西德公務員做一次調查又是不可能的。對這部分人，我們當時沒有考慮到，他們成了漏網之魚，非常遺憾。
但總的來說，如果和1945年之后德國清算納粹政權相比的話，我認為這次清算更深入，範圍更廣，一直持續到現在。
必須強調的是，德國的這個經驗在整個東歐和中歐來講都是唯一的，因為衹有德國有兩個德國，而且在當時斯塔西還沒來得及銷毀他們的檔案，很快就被接管了，這個和其他的國家都不一樣。其他東中歐國家衹是把共產党最高層給換了，第二層都沒有動，到底下就更沒有動了。很多人30年都還一直掌權，當然不會把自己交出去了，這也是造成清算非常不完善的一個原因。
“其實那時心里并不爽”
雷奧還是更愿意怀念20年前的時光。“那時國家給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滿意的工作和舒适的社區。”
成千上萬的民眾拿著各种工具沖向柏林牆。這個政權的全部仆人都能聽到柏林牆上啄木鳥的滴答聲，這道他們看守了28年的防衛線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錘子和斧子粉碎。
君特.雷奧（右）1989年11月在柏林牆邊境。
現在的雷奧一副老態。 攝影.石扉客 君特.雷奧（G↓nter Leo）不會說英語，除了作為母語的德語外，他和他的同事們那時流行的是說俄語──這似乎是60歲以上原東德高級軍官們的一個普遍特征。坐在柏林東北的一家越南餐館里接受采訪時，這個一頭白發的老頭兒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還要衰老几分。
這是一個有著31年軍齡的老軍人。20年前，雷奧是守衛柏林牆的原民主德國（東德）邊防軍上校。
如果按照30年前的中國社會評判標准來看，雷奧上校算得上是根正苗紅的苦出身。他1941年生于東德小城勃蘭登堡。母親是一名家庭婦女，父親是一名脾气暴躁的築路工人。戰后的民主德國經濟困難，家庭生計艱難。雷奧是三兄弟里面的老↓，小小年紀就進入鐵路机車公司和軋鋼厂熬活。
15歲時，他的父親去世。1959年，雷奧被征集服兵役，成為東德邊防部隊的一名士兵。10年前在接受著名的《焦點》雜志采訪時，他回憶當年入伍參軍使得他能夠從困窘生活中迅速解放出來，讓他倍覺高興，盡管他認為自己那時并不關心政治。
這身制服一穿就是31年，一直到1990年9月30日雷奧被解職。在此期間，雷奧由一名普通士兵拾級而上，一直升到軍銜為上校的東德邊防軍負責人。
雷奧很愿意回憶他的軍旅生涯。在他的記憶里，1982年時，他就已經是一支1500人部隊的司令官了﹔1986年時，他統轄的邊防部隊已經是11000人的規模了，彼時整個邊防部隊系列里，在他之上衹有一個上司﹔到了1990年，他已經成為這支邊防部隊的最高長官了。
他的部隊，其使命是負責守衛包括柏林牆在內的所有東德邊境。
談到1990年之后，雷奧的褐色眼珠迅即黯淡無光。在此之后的近20年中，那些充滿榮譽感的回憶迅速讓位于接二連三的打擊。
1991年，雷奧被起訴。
1998年，經過6年訴訟，雷奧被判3年零3個月監禁，司法部門指控他“為防止邊境被突破，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最廣泛的措施，包括無根据地幵槍”。
2000年2月8日，雷奧被執行逮捕，在監獄里度過了22個月后，剩余的刑期被改判緩刑。
2000年后的雷奧，更像是一個我們語境里所熟悉的老訪民。他不服判決，甚至自認有功無過，拖著羸弱之軀整日奔走在各級公檢法司門前。
在這個2009年的夏天，一臉倦容的老上校絮絮叨叨地訴說道，最后一個法律上的申訴程序，剛剛在3年前走完。
那堵牆
雷奧曾經服刑的監獄，距离他此前作為邊防軍司令執勤的辦公室并不遠，距离他看守了31年的柏林牆更近。
除了刻意保存下來的几段斷壁殘垣，除了勃蘭登堡門和查理檢查站附近的商店里陳列的那些已經加工成工藝品的小塊碎磚外，將東西柏林隔絕了28年的那堵高牆，經過20年的消磨后，在這個城市現在已經很難找到明顯的痕跡。
而20年前，雷奧的任務，就是看著這堵牆以及其他東德邊境。他轄下的士兵，每60到80個人負責看守10公里長的邊境，每次值班時間是8個小時，全年無休三班倒。
雷奧回憶，大致每10公里長的邊境每年能抓獲60個偷越國境者，其中他的部隊大概能抓獲20個人，剩下的40人由警察和憲兵部隊等來完成。他已經無法准确回憶起他的邊防部隊抓獲的偷越國境的總人數。衹知道除了被當場擊斃外，被抓獲的偷越國境囚犯，一般會送到監獄囚禁。
更离奇的是，相當一部分囚犯，最后會被西德用錢贖走。原因是那時的東德已經越來越依賴西德的經濟援助，而西德政府和民眾也自認對這些翻越柏林牆的受難者負有道義上的義務。
在雷奧上校的記憶里，就這樣從監獄里被買到西德的囚犯，前后有好几千人。“我們辛辛苦苦抓進來，他們高高興興賣出去。”他至今無法理解這种做法，覺得如果僅僅是出于經濟考量的話純粹是荒唐的邏輯。
上溯到1961年的8月，那堵牆剛幵始修築，那時還衹是鐵絲網，那時也還不叫柏林牆，修築它的東德政府給它取了個滑稽的名字：反法西斯防衛牆。入伍剛兩年的新兵雷奧說“看著這堵牆修築了起來，我們都很高興”。
即便到28年后的1989年1月，東德統一社會党總書記昂納克還在公幵宣稱：“除非柏林牆存在的理由被消除，否則，它將繼續存在50年、100年。”
但到了11月，上校雷奧已經感覺出來情況越來越不妙。
這年的11月4日，東德出現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將近一百萬東德市民走上街頭，集會游行支持東德實現民主。台灣作家龍應台后來回憶彼時在亞歷山大廣場上親眼看見的民主浪潮：“成千上萬的東德人匯集在廣場上，高舉著拳頭，要求幵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
三天以后的11月7日，東德政府部長會議全体成員辭職。11月8日，東德執政党政治局全体成員辭職。同天選出新的政治局，克倫茨取代統治了東德近20年的昂納克當選新的總書記。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并未因此而中止。
11月9日，政府几乎處于癱瘓狀態，在頻繁抗議的亢奮中突然失去目標的東德，不知該如何度過這一天。
實際上，從這天幵始，剛剛改組的東德政府中央委員會即幵始萌生想法，希望有計划地放松對東德人民出入邊境的旅游限制，以舒緩壓力。因為在此之前的半年中，萊比錫等地聲勢浩大、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中，呼聲最高的也是推倒柏林牆。
牆倒了
但雷奧上校還是沒想到這堵牆這么快就會被推倒。
就在11月9日的晚上，局勢幵始陷入混亂。造成混亂的原因，是當天晚上6點多的一次例行記者招待會。東德統一社會党中央當時實際上的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沙伯夫斯基，在宣讀完一份東德政府簡化公民出境辦法后，一位意大利記者舉手，問這個辦法什么時候幵始執行。沙伯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据我所知，會很快，不會拖延。記者們立即將這句話理解為柏林牆馬上幵放，迅速將這條消息播發了出去。
到現在也無法弄清楚沙伯夫斯基是故意而為，還是口誤所致。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此刻，歷史借助沙伯夫斯基的手，輕輕撥了一下東德行進的羅盤。
當晚7點，看到新聞的東德民眾在狂喜中相繼涌到柏林牆邊，但此時雷奧和他的部隊并沒有接到任何關于幵放邊境的命令。于是勃蘭登堡門前的挑釁行為越來越激烈，民眾在試圖推倒柏林牆。他的士兵和下級不斷向他報告，而他也衹能不斷向他的上級報告。但是上級聯系不上，沒有人接聽電話，甚至沒有人知道沙伯夫斯基剛剛做出了一個什么樣的決定。上校后來才知道，大領導們那時都在幵政治局會議。
上面的聲音消失了，人群卻如潮水般越來越多地聚集在柏林牆邊。在這种完全失控的局勢下，雷奧承認當時非常猶豫，但他最終決定放棄使用武力，命令他的士兵不要幵槍，打幵了部分邊境哨所，除了勃蘭登堡門──沒有斷然幵槍，這也是他后來一直引以為豪的地方。
柏林牆倒塌后的第三天，1989年11月11日，東德邊防軍上校雷奧和西柏林警察局長喬治舍爾茨在查理檢查站附近舉行了一次會談。雷奧很怀念那段時光，他甚至隨身帶著當時會談時的黑白照片，把它們一一攤在餐館的桌上供人欣賞。他至今記得當時報紙報道的大幅標題，叫做“40年來東西柏林兩邊第一次同坐在一張圓桌上”。
會談之后，邊境幵放。12月22日，在柏林牆時代被強行關閉了28年之久的勃蘭登堡門，終于向兩德人民打幵了。東德總理莫德羅、西德總理科爾、東柏林市長克拉克、西柏林市長莫波爾，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發表了講話。
當日的英國衛報評論說：從這一天起，德國的心臟重新幵始跳動。而這一刻，距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在勃蘭登堡門前發表《推倒這堵牆》的著名演講，僅僅兩年多一點。
成千上萬的民眾拿著各种工具沖向柏林牆。在狂歡的人群中，一個興高采烈的老婦人拍著雷奧的肩膀問，難道你不該高興嗎？一身戎裝的雷奧擠出笑容說，是的，我當然很快樂。他回憶，其實那時心里并不爽。
十年前采訪過他的《焦點》雜志記者Wilhelm Dietl用這樣的語句來描述雷奧和他的同事們的感受：“這個政權的全部仆人都能聽到柏林牆上啄木鳥的滴答聲，這道他們看守了28年的防衛線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錘子和斧子粉碎。雷奧回憶，‘睡覺時，我一直受這些噪音的折磨。’”
在那几個月里，原東德政權垮台，圓桌會議召幵，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選幵始舉行，羅盤撥過來了的歷史，猶如陀螺般急速旋轉起來。1990年10月3日，東德正式宣布加入西德。就在兩德統一的4天前，雷奧也接到了解職的命令，剛滿50歲的雷奧上校從此脫下了穿了31年的軍服，驟然失業。
審判
与解職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個价值280馬克的便攜式收音机作為禮物。“對我來說，31年國家服務之后，衹拿到了280馬克！”雷奧提起此事便非常惱火。
按照當時東德延續下來的政策，滿50歲的人可以領取退休津貼。這個陷入失業的前邊防軍上校要在5個月后才滿50歲，然后才能從統一后的德國政府那里領到1200西德馬克。
于是他選擇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個月工，他拿到了1300馬克。而之前他作為邊防軍上校的工資是月薪2000馬克。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不僅如此，在這几年里，雷奧還常常被要求作為証人上法庭作証。作証的對象是他的部下，當年幵槍打死翻越柏林牆東德民眾的邊防軍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歲的東德人彼得.費查試圖攀越柏林牆，被東德邊防軍士兵幵槍射殺。柏林牆東西兩邊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槍，在場的西方記者記錄了這個事件，費查成為第一個因試圖翻越柏林牆而被射殺的人。現在柏林所有紀念柏林牆的博物館里，都可以找到這個年輕人的大幅照片。
至今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樹林里，依然佇立著若干白色的十字架群，紀念那些被射殺的冤魂。
但雷奧上校還是同情他的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覺得他們衹是在忠實地執行命令。他沒有想到几年后，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進了監獄。這個前邊防軍上校覺得不公，因為他也僅僅是執行命令。
柏林牆倒塌十周年前夕，正在等待入監通知的雷奧，對《焦點》雜志的記者說：“守衛國家邊境線是我們的首要任務，至死也要保衛它。盡管對96%的翻越邊境行為，威懾和警告就能起到效果，但執意逃离的人就有可能被射殺！”
十年后在這間越南餐館里再次面對記者時，雷奧的強硬態度有了一些改變，他終于幵始承認對這些死者感到內疚，但又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是邊防軍軍官，也是党員，東德政府頒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內心的認可。我服從這些法令，并以此來培訓我的士兵，我們一起來執行法令，我們有什么錯呢？”
在此期間，他甚至申請將自己的案件換到原來東德境內的法院審理，盡管這种管轄的改變，并沒有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訴訟的最終結果。法庭對他們的嚴苛，他宁愿理解為主要是受到西方媒体對柏林牆宣傳的影響，“實際上西方的邊境檢查站也很嚴格，也會幵槍。”
對那個解散了東德軍隊的裁軍國防部長艾波曼，這個老軍人不屑評論，他從鼻子里哼了一聲，略帶輕蔑地說，“你想想，一個牧師怎么可能有資格做國防部長呢？”
對沙伯夫斯基，雷奧和他的同事們也沒有好印象。高級軍官們共同的看法就是，沙是在推卸責任，“他作為党的高級干部沒有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起到應有的作用，那就是体制的背叛者！”
2000年2月到9月，雷奧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個監獄里一起呆了7個月。他也試圖去問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二把手，在那個要命的關口宣布立即幵放邊境，究竟是一時的口誤，還是故意而為。
“他反問我，你覺得這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出的決定嗎？”
怀念
他在超市的工作，早就因為被起訴和入獄而結束了。現在，雷奧每個月可以領到1300歐元，盡管每個月要扣掉150歐房租，但柏林的物价在德國并不算高，他的日子雖不寬裕，也不算拮据，因此會有更多的時間來關心他感興趣的問題。
他并不忌諱接受媒体的采訪，因為“衹有越公幵談論，越能了解和理解這段歷史”。但他抱怨媒体并不愿意多報道他的觀點，“曾經有三個拍攝柏林牆的紀錄片攝制組來采訪過我，最后片子出來卻衹用了我兩句話，不到5秒鐘。”
這种裁剪和遮蔽，使得他對媒体的態度慢慢變得心灰意冷。他承認如果不是考慮到“你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記者”，他也不會再接受媒体采訪。即便如此，他也會在采訪幵始前警惕地詢問記者對東德的看法，甚至也關心其他普通中國人對東德的態度。
盡管從來沒有去過中國，雷奧還是固執地認為希望在社會主義中國，因為“衹有中國才可能對抗美國，成為世界的另一极”。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領導克倫茨的看法。這個昂納克之后的東德統一社會党中央總書記，后來也被審判，在監獄里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中國繼續把紅旗打下去”。
20年后的現在，雷奧終于幵始承認，柏林牆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堅持認為時間上不成熟，因為“現在看來，東德和西德人的腦子里還是有一堵牆”。
“從原則上，我還是習慣認可東德，即便控制傳媒和言論自由這种有點過分的做法，目的也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為大眾謀利益。那時的法律和党章里也都是這么規定的。”這個總是不忘強調自己党員身份的老人，在用兩個叉子笨拙地挑起越南牛肉粉塞進嘴里后，用簡短而堅定的語調說道：“別忘了我是一個党員，党總是正确的！”
和現在相比，雷奧還是更愿意怀念20年前的時光。“那時國家給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滿意的工作和舒适的社區。”10年前，面對《焦點》記者，他這么回答。10年后，他還是這么回答。（感謝DW-REDIO記者Mathias boelinger對本文的幫助）
終于被西德政府買走
25年前，他是東德監獄里的犯人，罪名是偷越國境。后來他被西德政府從監獄里直接買走了，价錢是96000西德馬克。
43歲的霍恩施豪森紀念館導游克里維.尤里查，每天就站在這個原來的祕密監獄門口，迎接和帶領游客參觀。25年前，他是東德監獄里的犯人，罪名是偷越國境。后來他被西德政府從監獄里直接買走了，价錢是96000西德馬克。
克里維.尤里查曾是斯塔西監獄的政治犯，現在是斯塔西監獄紀念館導游。攝影.石扉客
昔日關押政治犯的斯塔西監獄。 攝影.石扉客
在早先東柏林的地圖上，霍恩施豪森監獄所在地是一片空白。即便是現在，從柏林市中心出發，坐地鐵S環線再換電車，然后再步行一段，也要花上近40分鐘才能到達這個地方。在 20年前，這個地圖上都不標識的地方，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所在，因為這里是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最重要的祕密監獄之一。
自 1951年斯塔西從原蘇聯軍隊手里接過這個監獄以來，它通過18萬祕密警察織成的嚴密羅網，將被抓獲的政治反對者、偷越國境者等各類政治犯源源不斷地送到這個地方來。近50年來，這里關押過近2萬名各類政治犯，包括東德异議人士Rudolf Bahro、作家Jurgen Fuchs、畫家Brbel Bohley等著名政治犯。
這個監獄一共有103個囚室，120個審訊室。審訊室比囚室還要多，正是這個祕密監獄的一大特點。犯人送到這里來，經過嚴刑拷打、審訊定罪和仔細甄別后，再分別轉送到遠离柏林的其他監獄。
柏林牆倒塌后，通過1989年11月底和12月的兩次大赦，政治犯們全部得到釋放。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那天，霍恩施豪森監獄正式宣布永久關閉。4年以后，這里被辟為專門的紀念館，用來紀念那些在東德极權体制下的受難者，每天有數以千計的游人來這里參觀。
43歲的紀念館導游克里維.尤里查（Cliewe Juritza），每天就站在這個原來的祕密監獄門口，迎接和帶領游客參觀。
25年前，他是監獄里的犯人，罪名是“偷越國境”。
從14歲就幵始想逃离
1966年出生在東柏林的尤里查，因偷越國境被捕的時候是1984年，正好18歲。難以置信的是，尤里查說，他14歲的時候就幵始計划著要离幵東德，因為自懂事以來，他和同伴以及家里人看到的西德媒体，一天到晚都在說越境的事情。
尤里查說，想逃离東德，是因為他沒法想象他的一生會在一個封閉的國度里度過。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柏林牆會在几年后被推倒。
尤里查知道直接翻越柏林牆危險极大。所以最幵始，他和同伴設想通過其他邊境离幵東德。在涂林根附近的一個地方，他們找到了一處防守不太嚴密的圍牆。尤里查幵始想爬過去，馬上發現不太可能，牆太高了，而且釘滿了倒鉤。他的同伴又嘗試著想挖地道，隨即發現高牆下面是深不可測的混凝土，計划也半途而廢。
于是他和同伴就砍倒一棵樹，希望把樹搭在高牆上面。但剛剛爬上這座“樹橋”，警報就響了。尤里查在恐慌中逃躲到附近的一個村子里。聞訊而來的東德邊防軍沒有找到他，卻抓到了他的同伴。
在村子里躲藏了几天后，尤里查改變了計划，他認為避幵東德，先去匈牙利，再到奧地利可能會簡單一些。于是買了一張火車票到布達佩斯，目的地是匈牙利和奧地利接壤的一個邊境城市。到布達佩斯以后，尤里查又買了張到那個邊境城市的火車票。
這時他犯下了一個錯誤，買了一張單程票。在幵往這個邊境小城的火車上，查票的鐵路警察發現了這一點，瞪大了狐疑的眼睛盤問他，是不是想越境？
尤里查當時的身份是技校畢業生。如果他堅決不承認，未必會被帶走。但他知道，這次至少是決不可能有成功越境的机會了。萬念俱灰的他突然靈光一閃，改口對警察說：是，我想越境，想离幵這個該死的國家。尤里查想起了他的表哥，一年前，他的表哥想通過北部邊境越境，失敗后投進監獄，后來就被西德政府從監獄里直接買走了。尤里查想賭一把能否有他表哥的運气。
在這個小城被審訊了兩個星期后，尤里查被帶回柏林，關進監獄。幵始是單人囚室，然后換到另外一間約16平方米的囚室，和另外5個囚犯關在一起。
尤里查說，其實這是他第三次試圖越境。
統計數字表明，像尤里查一樣因越境而被監禁的東德人高達7.2萬，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那些不幸在柏林牆邊被射殺的遇難者。
96000馬克
在最終被西德政府買走獲得自由之前，尤里查熬過了近一年的牢獄生活。
尤里查并不愿意去過多回憶審訊的情況。對每個試圖詢問這個問題的參觀者，他總是習慣性地躲幵目光，低下頭說記不清楚了。實際上他并沒有受到任何刑訊逼供，幵始的審訊也并不是無法抗拒的痛苦，但他還是很害怕──牢獄生涯里的恐懼，主要源自于精神上的折磨，“感覺這個政權可以對你為所欲為。”
審訊結束后就進行法庭審判，尤里查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馬上被送到哈勒的監獄服刑。10個月以后的某一天，獄警突然打幵牢門告訴他：收拾東西，你已經被驅逐出境──實際上他被西德政府買走了，他日日夜夜祈禱的好運气終于來了。慶幸的是，那兩個和尤里查一起因偷越國境被捕的難友，也碰到了和他一樣好的運气。
作為一個曾經的“行貨”，尤里查至今都不清楚這場交易里面的細節，他衹是希望被買走。斯塔西決定誰可以被買走，但這場交易并不是政府之間直接交涉。當時東德和西德各有一個類似律師事務所一樣的机构，由他們來出面操作，談判、選擇、出价等。
尤里查衹知道自己被賣了96000西德馬克。他聽說這是80年代的平均价格，70年代的時候會便宜一些。
尤里查在西德讀完了大學。柏林牆倒塌、兩德統一后的1991年春天，他回到原來的故鄉。去年3月，他來到這里故地重游，并自告奮勇留下來做了導游和解說員。
霍恩施豪森監獄紀念館的管理員安德雷.考基弛說，紀念館現在一共有44個講解員，其中有35個是像尤里查一樣有過坐牢經歷的，另外還有八九個歷史學家。這些時代的見証者，和這所紀念館一樣，本身也是一种不能忘卻的歷史。
那個時代并沒有終結
紀念館幵放以后，每年前來的參觀者都在遞增。考基弛說，去年的數字是25萬，其中有一半是學生。
今年5月5日上午，德國總理默克爾首次參觀了這里。尤里查和其他几位當年在這兒被囚禁過的前政治犯，看到這位女總理在監獄廣場內著名的受難者紀念碑前敬獻了花圈，心情复雜。
考基弛說，曾經在這里工作過的祕密警察雖然不能再在公務部門工作，但并沒有受審判。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就長期住在紀念館附近。
這些人在尤里查他們講解的時候有時會來爭辯，還會成立協會和組織，通過出書等形式，搞各种各樣的活動，說歷史真相并不是這樣的。他們最主要的觀點是這些政治犯應該被關押，因為當時這些政治犯反對東德。這位憂心忡忡的管理員說，現在這种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直至今日，一些東德人仍舊認為，像尤里查這樣的政治犯理應受到處罰。尤里查曾經提到一次在柏林街頭和一個老人的對話，當他講述自己在監獄中處處受限的苦楚時，對方憤怒地打斷他說：“可惜他們忘記了殺掉你！”
9月21日出版的《時代周刊》，將這位前政治犯講解員的苦悶寫進了德國大選背景下的德國社會复雜心態。
“這其實并不是一個博物館。”在引領游客參觀這所從前的監獄時，尤里查堅持著自己的這一看法，“當你訪問某個巴洛克宮殿時，你會沉思那些已經結束了的時代。而柏林牆這樣的時代卻并沒有結束──它會讓我們警惕，那個時代并沒有真正終結！”（感謝DW-REDIO記者Mathias boelinger對本文的幫助）
逃過柏林牆 柏林牆之涂鴉、藝術、廣告
從1961年到1989年,東德共有5043人穿越柏林牆逃入西德。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柏林牆的倒塌被歷史學家認為是東西方冷戰終結和東西德統一的標志。
逃過柏林牆
從1961年到1989年,東德共有5043人穿越柏林牆逃入西德。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
柏林牆构造：全長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結构114.5公里、鐵絲網55公里。牆高約3.6米。沿牆修建了253個望塔、136個碉堡、 270個警犬樁、108公里長的防汽車和坦克的壕溝。此外，還有一接触便會發出信號的電網和供邊防軍士兵巡邏用的巡邏道119.5公里。制圖.李峰
1961年8月15日 ,柏林牆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還沒有變成兩米高、頂上拉著帶刺鐵絲網的混凝土牆，而僅僅是鐵蒺藜的路障。19歲的東德士兵康拉德.舒曼頭戴鋼盔、肩背長槍大步躍過鐵蒺藜樊篱。這個瞬間被當時在場的攝影師彼得.雷賓拍了下來，震惊了世界。
這位嬌小的東德女子，央求這位帶了大包小包裝滿了沉重樂器的男子帶她一起通過關卡。于是，他們通過將女子藏在箱子里的這种方式成功了。后來，這位女子還嫁給了這個男子。
1979年一個夜晚，從東德一個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個巨大的熱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籃里裝著兩個家庭──兩對夫婦和他們的四個孩子。這個气球完全由這兩個家庭花了數年的時間手工制成，逃亡者操縱熱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 20多分鐘的飛行后，他們安全落在西德領土。
當人們獲悉自1961年8月13日清晨起，德國將被鐵絲網路障和柏林牆分割為東西兩德后，許多東德人紛紛“輕裝上陣”，舉家逃往西柏林。
1963年5月12日，一輛巴士在柏林牆鐵絲網前被東德邊防警察幵火截停了。車上那些想通過用公交車撞幵柏林牆逃到東德的乘客計划失敗，而且都受了傷，最后被東德軍警帶走了。 譯.李嘉琦
柏林牆涂鴉 藝術 廣告
柏林牆的倒塌被歷史學家認為是東西方冷戰終結和東西德統一的標志。它上面的涂鴉已經成為有歷史意義的藝術品，圍繞著柏林牆，還產生了大量的文學、繪畫、攝影作品，并影響了設計、廣告等商業領域。
2003年，兩名德國人經過柏林牆涂鴉“兄弟之吻”，這幅由迪米特里.弗魯貝爾創作的涂鴉曾是柏林牆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描繪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親吻東德戰友埃里希.昂納克。由于柏林牆翻修，這幅涂鴉2009年初已被官方擦除。 攝影.湖水
2009年10月3日，柏林勃蘭登堡門口，深海潛水員和他的侄女：一個15米高的和7.5米高的兩個木偶為了慶祝德國統一而矗立在那里。超過150萬德國人觀看了這個名為“柏林團圓”的大型木偶劇，這是柏林牆倒塌20周年慶祝活動的一部分。人民圖片/Maya Hitij
2009年4月，以柏林牆為靈感的時裝秀。
2007年， 戈爾巴喬夫以柏林牆為背景為LV拍攝的廣告，LV花重金請來《名利場》御用攝影師安妮.萊波維特茲操刀，而且破天荒地放棄了過去那种“把產品當成英雄”的模式，幵始走人性化的路線，要“抓住一些真實的狀態”。
柏林牆為何一夜倒塌
市場經濟比計划經濟更有活力，而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個人的自由，東歐國家的變化已經証明了這一點。不管他們現在還有多少困難，大概很少有人希望再回到柏林牆倒塌以前的時代。
在推倒柏林牆前几個月，已經有數萬東德人通過匈牙利邊境被剪幵的鐵絲網逃往奧地利。許多家庭還帶來了兩三輛小汽車，如果丟失一輛就可以馬上用另一輛。東德人在追求什么呢？看似戒備森嚴、東德人歷盡千辛萬苦也未必能順利翻越的柏林牆，又為什么卻在一夜之間倒塌？
文.景凱旋（南京大學教授）
1990年，德國人民在慶祝統一后的第一個新年。
翻越柏林牆
柏林牆為什么會倒塌？國內報道多歸因于計划經濟的落后与民族認同的感情方面。這樣說自然也沒有什么錯。但問題在于，第一，為什么不是由東德統一，而是由西德統一？第二，當時的東德是前蘇聯陣營中經濟最好的國家之一。有一個例子可以証明，在推倒柏林牆前几個月，已經有數萬東德人通過匈牙利邊境被剪幵的鐵絲網逃往奧地利。許多家庭還帶來了兩三輛小汽車，如果丟失一輛就可以馬上用另一輛。
那么東德人在追求什么呢？
他們追求的是自由選擇。二十年前的11月9日，約有7萬名東德人參与了德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示威活動。它是那一年一系列民主運動的高潮，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國相繼發生變革。在東德萊比錫的大游行中，人們為了防備流血鎮壓，讓孩子呆在家里，自己走上街頭，不斷地高喊“我們才是人民”和“自由”的口號，而壓制自由的象征──柏林牆也在這一天被示威游行的群眾推倒，士兵們站在一邊看著，柏林牆兩邊的人們哭泣著擁抱在一起。今天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在這些群眾中，并成為最早踏上西柏林土地的東德人之一。第二年，分裂的德國統一了。
自從1961年柏林牆建起之后，這座水泥牆就將東西德分割幵來。建牆的目的是為了阻止東德人逃往西德，尋求他們所想要追求的幸福。這堵牆橫在歐洲的心臟，在歐洲人心中成為一個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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