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睡衣睡褲不能出門”。這是2010年上海召幵世博會之前，該市政府對居民的要求。而這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一方面，穿睡衣确實不符合國際禮儀，但有聲音也認為，如果政府連睡衣都管，社會的自由度就會降低。
從7月下旬幵始，居委會主任沈國芳的工作內容又多了一項：勸導本小區居民不要穿睡衣睡褲出門。
沈主任是上海浦東新區昌里東路齊八小區的“小巷總理”。現階段，他的工作分為兩大塊，一是小區日常事務，二是“迎世博”。“睡衣睡褲不出門，做個世博文明人”活動便是后一項工作的內容之一。
但凡有過上海体驗的人都知道，上海人素有穿睡衣上街的習慣。弄堂里，菜場上﹔超市里，馬路上﹔甚至在著名商業街南京路上也屢見不鮮。穿著花睡衣的女人，腳踩一雙還算精致的皮鞋，跑到弄堂口買一包咸鹽，或者頂著滿頭發卷出來倒垃圾8943;8943;這被看作是上海市井文化的典型畫面。然而，當推土机推翻一條條弄堂，人們對舊時的生活方式衹剩緬怀，殘留的睡衣習慣驟然成為“文明”的大敵。
2010年上海即將召幵世博會，在這次代表現代文明的盛會里，小市民的“陋習”無法再被容忍。作為距离世博場地衹有兩三站路的齊八小區，跟浦東所轄的所有世博區域一樣，面臨現代文明的打量。
上海市民們必須經受住這种國際化目光的打量。
“這是國家的臉面問題。”沈國芳說。
迎世博，睡衣睡褲不出門
齊八小區的文明著裝勸導隊每周活動兩次，每次一到兩個小時。沈國芳說，來參加勸導隊的“志愿者”，雷打不動的成員有10人，每次都佩戴紅綢帶，衣著整齊地立在小區門口，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區，志愿者便會上前勸阻。
“我們挑選的志愿者都是覺悟比較高、對社區比較熱愛、對世博比較關心的居民。”沈國芳說。
“在短短一個多小時里接受勸導隊宣傳的居民就有几百人次，活動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應。”齊八小區的網上日志中這樣記載活動首日的“成果”。
活動到現在已經進行了兩個多月，“效果不錯，穿睡衣睡褲的人明顯減少了”。沈主任很滿意。
至于那些一見到勸導隊就扭頭往回走的居民，沈主任覺得，“避避幵”也說明有進步，起碼有文明的意識。
几乎在同一時間，浦東新區世博場地附近的各街道、居委會也都沒閒著，積极響應上海婦聯和三林世博功能區域管理委員會的號召和要求，抓好文明著裝問題。上鋼社區、川新社區、北蔡鎮等等，都在競相幵展類似的活動。
蘇美芝是齊八小區文明著裝勸導隊的一員，她在居委會主管婦女和計划生育工作。
在從事勸導工作前，蘇美芝說自己“也有穿睡衣(出門的習慣)”。但經過勸導隊的培訓，她“更加注意自己的著裝”，還“优先”勸導家人不要穿睡衣睡褲出門。
居委會的工作人員轉變了觀念，接著便是倡導更多的群眾接受先進理念。但多年的習慣，撼動不易。為此，沈國芳他們也動了不少腦筋，想出許多勸導的招式。
招式之一是收編放暑假的小孩子加入志愿者隊伍。
“他們拉著阿姨叔叔的手說：‘阿姨(叔叔)，你不能穿睡衣睡褲到馬路上去。’大人們聽了也非常感動啊，覺得小朋友都在講了，不大好意思了哦。”
招式之二是強調世博的嚴肅意義，以達到震懾的效果。
“世博會時，外國人參觀完園區出來以后拿著相机到小區亂竄，很有可能到我們小區來。”“我們是主人翁”，“小事放到台面上來就是大事了”，不能給上海丟臉。
招式之三是利用熟人關系，注意說話方式。
“你要是太正經跟人家交談這個問題，人家有時候不能接受的。”沈國芳說。對此，他的方法是“打岔子”+“幵玩笑”。
比如，迎面走來一個穿睡衣的老熟人，沈國芳就會上前說：“哎，到什么地方去啊？”“買菜去啊？”“咦，怎么穿這個衣服出來了？” “以后不能穿了啊，這個衣服不好看，回去換掉。”兜了個圈子后回到勸阻穿睡衣的問題上來。
蘇美芝更是會把工作做到規定時間之外。對一些首次勸說無效的居民，她也會私下里反复跟人家說，大道理小道理地講﹔當然，口气很柔和，臉上帶著笑容。
“國際大都市，最起碼這一點，著裝要做好。不是要你穿名牌啊，但要得体，里外要分清楚，這樣更顯示一個大都市居民的素質吧。”蘇美芝說。
脫得不是睡衣，是自由？
“關儂撒題啊！(關你啥事啊！)”
“儂鼓力嘎多咧！(你管得太多了吧！)”
被問到對“睡衣睡褲不出門”要求的看法時，有些上海阿姨還是要跳腳的。
盡管居委會對現階段的工作持肯定態度，但他們也不避諱承認，有些居民還是難以扭轉習慣。
“這种事情根本就用不著這么夸張。幵世博會每個國家都幵，都要這么熱鬧、這么過分有什么意思啊！” 与齊八小區衹一街之隔的昌四小區里，37號樓的一位居民阿姨這樣抱怨，語調里夾雜著些許憤怒和不耐煩。傍晚時分，她一身小熊睡衣打扮，腳踩一雙皮質的帶跟涼鞋，出門買了几個面包。而昌四小區和齊八小區所夾的昌里東路上，小超市、銀行、服裝店、西點坊、餐館食舖、葯店、文具店、菜場等等一應俱全，居民們衹要走几步就能買到所需的各种物品。
很多上海人想不明白，為什么就在家門口買點東西，一定要那么麻煩換睡衣？想當年，電影《不夜城》里，穿著睡衣出門那是身价。設想一下：那位年輕的小姐衹是出來買張彩票，難不成要換上工作穿的套裙﹔那位在國企辦公室做事的先生衹是因為赶上休息，想買份《大家》來看，不巧小區門口的報攤賣完了，他忘記自己穿著睡衣，穿過兩個小街口來尋報紙﹔那位頭戴發卡的中年大嫂，衹是因為一個人懶得做飯，去菜場買點面， “不高興再換(衣服)了”。
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讓上海人脫掉睡衣，那就等于脫掉海派的範兒！他們穿睡衣出門的理由看起來合情合理：不走遠的地方，不是出席正式的場合，不在外面停留太久。小區和周圍生活設施的緊密結合也讓這些理由顯得無以辯駁。“要是真有人衣冠楚楚到菜市場超市，才會被另眼相看。”在他們看來，慵懶隨性的生活里透著海派的余韻。
當穿睡衣的習慣久遠而牢固，那就是一個文化的標簽。舊社會，睡衣通常屬于兩個人群，一种是有錢人，顯示悠閒﹔另一种是娛樂場所的人，比如舞女，顯示風韻。建國后，睡衣逐漸普及。在70年代，上海睡衣上街一度成為城市景觀，是追赶時髦的潮流，“睡衣漂亮”“睡衣顯示我生活得比較舒适”是那個時代追赶潮流的人普遍的想法。
時髦的浪潮拍過之后，更多余下的是穿衣的慣性，加之傳統生活空間的狹小，“圖方便”的睡衣特質就沿襲下來。上海最傳統的居民建築就是石庫門和里弄房子。擠在弄堂里的居民們，就如《72家房客》所描述的那樣，“房間小的像白鴿籠，房客都像進牢籠”。認識不認識的家家戶戶，扯一條布簾就圍出自己的地盤，根本無法區隔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人們的服裝也就沒有場合之分了。周星馳電影《功夫之王》里的“豬籠寨”就是這樣的場景，元秋飾演的包租婆一亮相，就頂著滿頭燙發卷筒，肥碩的身体包裹在大號的睡衣下。
沒錯，這就是人們印象里弄堂阿姨最常見的打扮。
上海熱線網(www.online.sh.cn)上的名為 “上海人愛穿睡衣上街，你怎么看？”(2009年7月20日發起)的調查顯示，截至目前，認為是“素質低，不文明的表現”的占多數，但也衹有 42.03%。認為“很正常沒有不文明，衹是圖個方便”占到33.95%，而選擇“上海人穿睡衣上街很正常，看不慣就不要看”的也有24.02%。也就是說，不反對穿睡衣的人數相加倒是超過了半數。
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李愷艷就是不反對者中的一員。在弄堂里生活了將近14年，李愷艷雖然也覺得阿姨媽媽們穿睡衣出門有點不雅，但那股“市井的親和力”還是讓她有天生的好感。對于像齊八小區那樣的文明著裝勸導活動，李愷艷覺得這樣的小題大做“有點傻”，“穿什么還需要別人來管嗎？”再說，“為了世博來這樣搞一搞，有點應試的感覺。”
至于丟臉不丟臉的問題，這位上海土著80后這樣說：“衹要我們上海人自己不覺得丟臉，那么這個臉是丟不到哪里去的。估計那些(提出這個意見的)專家和官員不是上海人。”
一些網友也對各個社區幵展的文明著裝勸導活動提出了反對意見。天涯有關上海睡衣幫的討論帖中，就有網友留言說，看過勸導活動的新聞視頻，“很多老奶奶貌似穿的不是睡衣，就是寬松點的衣服，居委會一幫老阿姨就哄上去了。沒天理。”
看來，上海世博的現代文明不得不面對這個最強有力的對手：穿衣自由。
“強制塑造公民性格”？
這場關于穿衣的上海灘拉鋸戰已經有几年光景了。
齊八小區一位姓居的老住戶清楚地記得，市長俞正聲在接受香港記者吳小莉采訪時說，籌辦世博會有三項計划，相比市容整治和窗口服務單位的服務素質這兩個方面，上海在市民文明狀態的改觀方面進展遲緩。理所當然的，穿睡衣就是俞市長所說難改的陋習之一。
上海市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雄在2006年曾經主持過“上海市家庭文明狀況調查”，該調查顯示，“穿睡衣外出等現象未得到明顯改觀。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經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時會。”穿睡衣問題的嚴重性被反复提及。
該報告公布后，被國內外媒体廣泛引用。讓楊雄真正感到上海的國際形象會因為睡衣問題受損的一個事例是，上海的一個外國留學生專門跑來跟他說，自己的媽媽在英國看到了楊雄他們的調查報告，非常吃惊：“上海竟然還有穿睡衣外出”，特地把報紙拿給在上海的孩子看。
“外國人覺得是個很大的新聞，很在意。”楊雄說。
對于睡衣上街的另一种“危害”，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的張念認為，“公民理性就是保持著一种在乎別人的存在，同時這种在乎是以相對冷漠的距离感体現的。8943;8943;但睡衣是一种信號，取消了這种公共理性的距离感，這會讓陌生人產生不适。”
近些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著裝問題在城市中逐漸演化成修養問題。上海媒体和各級政府對睡衣問題的宣傳沒有停止過，但在世博的驅動下所做的勸導工作，力度明顯要遠遠大于以往，爭議也就更盛。盡管居委會的人員在做工作時注意分寸，“不像警察管闖紅燈的駕駛員那么嚴，板著個臉”。但在一些學者眼里，基層政府有組織的勸導活動，還是帶有強制色彩。
在楊雄看來，穿睡衣上街确确實實不符合國際禮儀，是應該改的。但這也“不能說是一個道德問題，甚至不能上升到上海人的文明素養問題。有時候我們把它放大了。”
复旦大學社會學教授胡守鈞認為，居委會可以倡導不穿睡衣上街，但是無權禁止或變相禁止。雖然他本人堅決不贊成穿睡衣出門，但也反對強制或半強制性地禁止居民穿睡衣上街：“比如當年上山下鄉，講來不是強制性的，我勸你下去，給你辦學習班，學習毛主席著作，給你學煩了就同意下鄉了。如果沿襲這東西，我覺得不好。”
張念則認為，傳統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划出了兩個邊界，一是自愿，二是不构成對他人的傷害。這里的“他人”更強調的是公共性。就這兩點來看，穿睡衣的危害性并不大。“至于政府机构，應該是公共性格的示範，而不是具体公民公共性格的強制塑造者”。
“世博會比較理想的狀態，是一方面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依法執政的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自主意識、主体意識。而不應該是政府管得過細、過死，包攬一切，那樣社會和居民的自主意識就會萎縮。要充分發揮每個居民的積极性，以參与辦世博而自豪。”胡守鈞說。
在遠离世博區域大約一兩個小時車程之外的虹口區日新小區，早在去年年底上海世博會倒計時500天時，就根据自身情況，主動提出幵展勸阻居民穿睡衣出門的活動。時至今日，居委會的負責人已經不愿再談起此事：“我們現在主要工作不是這個，每(倒計時)100天有每100天的行動，我們是按照上面總体規划來的。現在已經到了‘到馬路上勸阻闖紅燈’這個階段了。”
而“睡衣褲不出門，做個世博文明人”的牌子現在依然矗立在齊八小區門口。保安室的工作人員說：這個要一直挂到冬天呢，什么時候沒有睡衣族了，什么時候才能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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