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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女主席說：大國養不起最优秀作家是悲哀
2007-02-11
鐵凝，當代著名女作家，1957年9月出生，籍貫河北趙縣，70年代下鄉知青。先后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央候補委員，現為中國作協主席。代表作：《大浴女》《永遠有多遠》《第十二夜》等。茅盾和巴金曾經是鐵凝在少女時代遙望的兩座偉岸的文學奇峰。 遺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鐵凝也沒能見過這位文學前輩，而与茅盾則有珍貴的一面之緣。 1978年的冬天，鐵凝是“戰戰兢兢”見到茅盾的。 “那年還在農村插隊，我是生產隊里唯一喜歡文學的知青，不到20歲，在勞動之余寫一些兒童文學作品。當時的中國兒童出版社在北京組織兒童文學筆會，我被請到北京。” 在那次筆會上，鐵凝和同伴們榮幸地被邀請到茅盾的家里。那是一幢种滿草木的四合院，就是現在的茅盾故居。那天的天气很好，陽光使茅盾家的庭院里一片明麗。鐵凝和同去的几位兒童作家被人領到茅盾的書房里。 “大家都感覺慌亂，大气不敢喘，能感覺到自己猛烈的心跳。” 時隔28年之后，鐵凝回憶那個時刻。從全國各地來的年輕人像現在的追星族一樣簇擁在茅盾先生的身邊，因為敬畏甚至不敢靠前。其實也沒什么好怕的，就是一個老人，但還是慌亂。那時茅盾的眼睛不好，他要看清來的人很是吃力，他跟前來探訪的年輕人一一招呼。 “那次會見說的話并不是很多，但是因為緊張，談的什么話都不記得了。” 2006年11月12日，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上，49歲的鐵凝當選為新任主席。鐵凝的名字和茅盾、巴金的名字并置，成為繼茅盾和巴金之后中國作協57年歷史中第三任主席，并成為中國作協首位女主席。 海內外媒体聚焦這個時刻，宣稱“鐵凝的當選使中國作協主席走下神壇”，“中國作協主席，一個平民時代的到來”。 作為新時期女性作家的一面旗幟，鐵凝的影響力可謂持久。她的早期作品如《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哦，香雪》，多描寫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細膩地描寫人物的內心，從中反映人們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語言干凈、柔美、清新。從對現代文明充滿憧憬的少女香雪，到具有象征意味的紅襯衫﹔從撕幵了生活丑陋和血污的玫瑰門，到尹小跳飽受艱辛的情感歷程﹔從被汪曾祺稱贊“俊得少有”的“孕婦和牛”，到濃縮了舊中國50年歷史的冀中平原小村庄，有媒体稱：“鐵凝的每一次亮相，都帶來當代中國文壇的一次惊喜。” 1986年，是文學界公認的鐵凝創作轉變的分界線。1986年、1989年、1995年，鐵凝先后發表反省古老歷史文化、關注女性生存的中篇小說《麥秸垛》《棉花垛》《青草垛》。“三垛系列”使她的風格從純凈走向凝重，鐵凝的創作從此走向成熟。此后《玫瑰門》《大浴女》等長篇小說則進一步承續著她對生命本質和苦難的思考。2006年初，出版的長篇小說《笨花》則被認為是她30年創作的一次階段性總結。 与茅盾和巴金相比，鐵凝是年輕的。但与茅盾和巴金所處的時代相比，鐵凝所面對的文壇卻又复雜許多??亂象叢生、飽受詬病、人气萎縮。如此文壇，對新晉作協主席鐵凝來說，顯然是一個嚴峻考驗。能否帶領中國文壇完成一次艱難的轉身，再度╴?立起文學應有的尊嚴，鐵凝的當選被社會廣為期待。 2006年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省作家協會的辦公室，記者專訪剛剛履新的鐵凝。 窗外飄落的是石家庄冬季的第一場雪，石家庄被鐵凝稱為“我們的村庄”，回到庄里的鐵凝也重回安靜的狀態。 不愿意跟文學說再見 記者：你會因為擔任中國作協主席而疏于寫作嗎？我們看到茅盾、曹禺和巴金因為擔任領導工作而很少再寫作。 鐵凝：我想如果我當作家協會主席以后就把我變得不是作家了，那我首先會讓自己特別遺憾，我會對自己有很深的失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我衹有在不斷的寫作中才能有話跟我的同行說，借用海岩電視劇的名字《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愛人》，我說我拿什么跟你溝通呢，我的同行？寫作是我熱愛的一件事，一個人在生活中可能會有一些東西不再有了，或者他身不由己，但是他愛的職業被保留，或者他喜歡的事能夠繼續做，那是一种幸福。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种幸福，我怎么會放棄呢？我愿意离文學近，我不愿意文學把我拋棄，不愿意讓文學跟我說再見，我也不愿意跟文學說再見，不愿意跟我的讀者說再見。 記者：在作家中，你是一個特別的人，你是作家，是作家協會主席，還是中央候補委員，你有這么多政治的角色，你怎么把這些角色統一在自己身上？對政治的介入影響或者限制你的文學表達的純粹性嗎？ 鐵凝：我覺得我本質上是一個作家。一切都是以這個作為出發點的﹔第二，我不預先設置把文學和政治人為對立起來，因為沒有一個作家沒有政治主張，就像英國作家勞倫斯說的，每一個作家都會依附一個道德系統，不管你做什么樣的宣言，沒有一部小說，沒有一個經典，沒有一個优秀作家的小說里面沒有政治，關鍵在于你對政治的理解，是一個狹隘的口號，還是一時的政策。政治也包括作家對世界的態度和立場。 2001年，我跟余華在日本參加大江健三郎的一個作品討論會，大江健三郎就是一個範例，他對政治對社會的關心和關切程度，一點也沒有讓他的藝術受損害，他在藝術、技藝的磨煉上對自己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反過來，這一切也沒有減低和削弱他對政治的關注，他對國際問題、對和平、對戰爭、對人類發展都有自己的態度，他的文學和思想視野幵闊而深廣。當時余華有一個發言，記得當時他說，他以前确實是厭惡政治，也想遠离政治，但是讀了大江的一些作品以后，他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和思考。我以為，從勞動的角度看作家，作家是一個寫字的匠人，你在技巧的磨煉上、在勤奮的寫作姿態上可以說是一個工匠，像一個縫鞋的人，你不能偷懶，差一針都不行，這鞋就合不上。但是作家最終不僅僅是一個匠人，他比匠人高出許多，高出來的就是他對人生的体察，對人的靈魂的探究，對世界的關切，對生存本身的思考。 一個大國養不起最优秀的作家是悲哀 記者：作代會以前，作家洪峰上街挂牌乞討，被媒体狂炒。莫言在談到洪峰乞討行為時說，洪峰是在爭取一种公平。他說，作家供養制度在中國還是存在的，很多地方都有供養制度，但洪峰是作家，卻得不到作家供養制度的保護。更多的人批評洪峰作秀，以他為恥，被批評的還有“作家供養制度”，認為它應該取消。你怎么看？ 鐵凝：我想在當下的中國，“作家供養制度”恐怕一時是不能取消的。我認為我們這么一個大國，國家可以有一定的錢拿出來，供養一部分非常优秀的作家。供養作家，在很多國家都有先例。比如法國，比如以色列，法國有很多文化和文學藝術基金，是用來支持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活動的。在西方，其實國家也在介入文藝体制，他們通過基金會的形式贊助文化和文學活動。我出訪以色列，以色列有一個以色列希伯來作家協會，他們是政府要拿出錢來給他們辦純文學雜志，政府拿出錢來為他們租房子居住，讓他們幵咖啡館，咖啡館的收入也是作家的，我覺得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如果養不起几個作家，我想可能是另外一种意義上的悲哀。 我為什么強調專業作家制度是必要的？我現在不是專業作家，不存在我替自己說話，我可以避這個嫌。据我所知，比如像王安憶、張抗抗、劉恆，他們都是專業作家，他們擔任作協的職也是不坐班的，王安憶現在是复旦大學教授，但之前應該是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同時也是專業作家，張抗抗也是人住在北京，有充裕的個人的時間。莫言的單位對他也沒有硬性要求他做什么，他還是有充裕的寫作的時間。我覺得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這樣一些頂尖的优秀的作家，怎么能配不上國家出一點錢，讓他們有一個相對体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對作家來說，住房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有錢可以買一個房子。但是醫療呢？子女的教育呢？社會保障呢？創造一個和諧寬松至少是小康的生活，也有助于作家有一個好的心情，以解除他的后顧之憂，專心為他心目中的文學去探索，我覺得這是國家應該做的，國家不應該放棄這個。 文學會產生出它應有的力量 記者：最近作家陳村上書中國作協党組，為史鐵生陷于困苦狀況呼吁救助。你愿意回應嗎？ 鐵凝：像史鐵生這樣优秀的作家，我想國家盡全力幫助他解決遇到的困難，應該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作協特別應該具体關注的。這個作家一直堅守著純文學創作，堅持自己精神的高度，但是他的身体又是那個樣子，這么大的一個反差。從個人的角度，我覺得也應該關注。 專業作家制度為什么現在還不能完全取消，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法制体系還沒有健全起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作家全部成為自由職業者，我覺得作家的權益是沒有辦法保障的。首先，盜版的問題。比如有收入不錯的作家，現在很多純文學的作家也是有好的收入的，但是，也還有探索型、實驗性作家，他不為市場所左右，堅持自己的文學追求，他的生活怎么辦？除非他有另外一份工作，比如他是一個記者、一個大學老師、出版社的編輯。但是他沒有這樣的工作怎么辦？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法制的不健全，作家的權益會受到嚴重侵害，著作權被侵害，被反复地侵害，被非常無情地踐踏，這樣的情況在我們國家雖然近年有改善，但問題還是嚴重的。我們自己都有過這种經歷。有些收入好的純文學作家，現在住房可以自己解決，但是長久的收入，家庭的生活??家里的老人、孩子需要你撫養，你的生計問題，醫療、看病問題，你不斷地被侵害，你實際應該得到的收入，跟你的勞動不成比例，你得不到你實際應該得到的收入，你辛辛苦苦創作出來的作品成為侵權者暴發的手段，而這個時候作家顯得比較無力，所以在這里，我還是要替我們中國的优秀專業作家說一句話??專業作家制度并不意味著吃閒飯，也不意味鐵飯碗。 記者：以往文學体制是依靠作協組織、文學評獎、文學期刊的運行，以這樣的方式組織作家，團結作家，与作家相互依賴。現在的問題，文學期刊經營非常困難，影響力貧弱，還有文學批評的公信力也受到普遍質疑，文學評獎也很難有權威感。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學体制怎樣運行，作家協會如何凝聚作家對作協的信任和信心？ 鐵凝：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作協不是一個人的作協，我想有一個新的領導机构，這個新的領導机构有党組書記處，他們在運行著很多工作，比如說大家對評獎的質疑，但是應該說他們也很難，他們也在力圖扭轉和改變，比如說隨机抽取評委，增加外地評委的比例數，等等，這些也試圖在做一些，已經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新一屆的領導机构剛成立，工作還沒有交接，我已經回到庄里了，還沒有來得及真正地為今后的工作目標思考，給我一些時間。我覺得我們會正視這些問題，這是值得關注，而且是必須面對的問題。但這不是一個人的事，還有13位副主席，還有整個主席團，還有党組書記處，可能大家都有很多的見解，把這些見解聚到一起總會找到解決辦法的。 我相信，依靠中國作家的共同努力，文學在中國會產生出應有的力量，并不斷呈現應有的尊嚴。（夏榆） （摘自《中國青年》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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