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國文化觀念》一書，在《气節和風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節論及老舍之死時幵篇的一段話，歷史敘述顯得确鑿無疑。里邊提及的那項沒有點名的“國際性的文學獎”，不言自明指的是諾貝爾文學獎。
類似的文字，遠不止這一篇。至少我還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專家關紀新，在他2003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評傳》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間，世界憂心如焚地關切著中國，也關切著老舍。諾貝爾獎的評獎委員們曾經動議，要向老舍頒發他們的文學大獎，結果是經過了一番艱難的核實証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該獎，這項全球矚目的獎勵，從來衹授予在世者。”
可上述的“歷史敘述”存在一個极大的無法解釋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而川端康成獲獎是在1968年。我想，第一，絕沒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給老舍的諾獎給川端康成保留兩年。第二，1968年授給川端康成的諾獎，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老舍差點獲諾獎，是真實的歷史，還是口述的傳說，像“老舍之死”一樣，至今仍是個謎。當然，對我來說，這又是一個研究“口述史”再好不過的範例。
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諾獎的情緣是歷史上确曾實有其事，還是口述歷史下子虛烏有的以訛傳訛？
為寫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濟和老舍之子舒乙進行了核實，他們都清晰地記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會會長藤井榮三郎于1978年受該會的委派，專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報:1968年，川端康成獲得諾獎從瑞典載譽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歡迎。据參加慶典活動的瑞典駐日本大使披露，當年的諾獎原是要授予中國的文豪老舍，后經查此人已經去世。而諾獎衹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給了川端康成。這個說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點獲獎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時，舒乙還向我講述了另一個并非題外的細節:梁實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遺孀韓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當時舒乙在場。梁夫人當時說，梁實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讓她到北京，衹轉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話，即在梁的眼里，中國的現代作家中衹有一個人有資格獲得諾獎，那個人就是老舍。
可見，關于老舍差點獲諾獎并非空穴來風。對于這個說法的詳情，曾有不止一家報紙引述舒乙的話作過報道。此僅舉一家報載原文:
“ 舒乙說，中國作為文學大國，始終沒有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見以外，還因為中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著技術上的難題。而老舍當時在中國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譯介最多的，連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程序也很复雜，先是由國際著名學者進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層層篩選，最后剩下5位候選人，再由評選委員祕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還有他﹔祕密投票結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國已經進入了‘文革’高峰。各國謠傳老舍已經去世，瑞典就派駐華大使去尋訪老舍下落，又發動其它國家進行聯合調查，中國官方當時對此沒有答复（編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斷定老舍已經去世。由于諾貝爾獎一般不頒給已故之人，所以評選委員會決定在剩下的4個人中重新進行評選，條件之一，最好是給一個東方人。結果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 文革把一切都化為烏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紹說，這個悲哀的事實是在當年慶祝川端康成獲獎宴會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來的。舒乙同時列舉出兩個証人: 一個是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贊。另一個是已故作家蕭乾的夫人文洁若。蕭乾夫婦曾經到過瑞典，証實過此事，文洁若將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此有所記錄。”
有意思的是，這家報紙在向文洁若求証以后，發表了題為《文洁若對老舍曾獲諾貝爾獎不予証實》的報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講中提到，老舍先生獲得了 196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但因為他已過世所以獎就給了川端康成，他說文洁若了解情況。當記者向文洁若求証時，她說:‘這件事是挪威人伊麗莎白艾笛和蕭乾談話時透露的，后來我告訴了老舍的家人。不過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說要給獎，沈從文不也是這樣嗎？要說真想頒獎，為什么不給還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确曾寫過文章記述此事。她在文中寫到:1980年，挪威漢學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蕭乾的小說《夢之谷》，幵始与蕭乾通信。1981年秋，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國”，專程訪華，到當時還在天壇南門附近居住的蕭乾家拜訪。“記得她是用英文這么說的:‘那一年，本來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實已于8月間去世，而按照規定，諾貝爾文學獎是衹頒給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給了另外一個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 地很快將此事告訴了當時与她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且辦公室与她“衹隔一個門”的舒濟，還“給她寫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書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斷，“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才得悉老舍的死訊。當艾笛女士向蕭乾透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那番話時，我認為她所說‘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我想，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獲獎的“那一年”混為一談的始作俑者之一。（筆者按:此文還用日文發表在2001年8月號的日文版《人民中國》上。）
最有意思的是，發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號香港《明報月刊》，在文尾特別加了一個“編按”:“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講師陳邁平及本刊駐瑞典特約記者傅正明曾致電文中所提到的關鍵人物挪威漢學家艾笛女士求証。艾笛女士回复從沒有跟蕭乾和文洁若談到老舍，她談的是沈從文。”
就這樣，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當事人都矢口否認自己如此“口述過”，甚至使曾經如此“口述過”的人都有了編故事之嫌。
為寫此文，我專門發電子郵件，請日本友人岡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榮三郎求証。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給岡田女士寫了回信。熱心腸的岡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國際特快郵寄給我。我又請同事李家平先生將此日文信翻譯成中文，終于見到了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証詞”。特摘引如下:
岡田祥子先生
關于您所詢問的事情，我向您說說我的記憶，要把事情的時間性搞清楚，還得參照我的經歷來講。
從日本文藝雜志上見到原本考慮授予老舍的諾貝爾文學獎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這些告訴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實是我。當時他們聽了也感到吃惊，我想這些您也許不清楚。可是，時間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清楚地記得那是我第一次訪問北京的時候。拜訪舒家，是在滯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青）兩位暢談中，我記得向他們說起，“日本文藝雜志載，日本國際筆會的一位作家談到，川端康成獲獎后，他從瑞典大使館的朋友的電話里得知，原本獲獎者是考慮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為文革，對中國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經去世，于是該獎授予了川端。這個筆會的人說，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為人道主義的受獎者來說，還是老舍先生更為合适。”
不記得我向舒乙先生說過（諾獎）篩選獲獎者的經過，因為那雜志的文章上，在“祕密投票”方面，有沒有記述方面的詳細說明，我全然沒有印象。
在當時的几种雜志里，我衹選刊登創作和評論的買來看。主要是《文學界》、《新潮》、《群像》、《文藝春秋》四种。在我的記憶里，《文學界》曾把几個人的隨筆、回憶性短文集中發表在一個類似輕松沙龍的欄目里邊。記得執筆者中有崛田善衛，也許還有其他人。總之，我當時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記錄，便將這本雜志藏入書齋。這篇文章刊于哪年哪個月號，此外，雜志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記憶的《文學界》，已不是很清楚了。當時我手頭有事，且認為什么時候要看，隨時找出來就可以了，于是一直沒有再找。但文章刊登的時間可以确定，記得這篇文章，是刊登在雜志的11月號或12月號，也許還要再稍晚一點。總之沒有把雜志名稱、刊行月號和作者名字記錄下來，是個大失誤。在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青先生會面數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聽雜志名和作者名。本當把雜志郵寄過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時我的書齋曾做過一次大掃除，清理過一些沒用的雜志，也許當時就把那本雜志錯誤地歸入無用的書籍和雜志當中了。但是，不管怎樣，關于老舍和諾貝爾獎的文章曾刊載于文藝雜志上，這件事情是不會錯的。說實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連忙跑到中之島圖書館，查找川端先生獲獎后一年以內出版的雜志，在《文學界》等雜志的目錄中，尋找可能的文藝消息、短篇隨筆，可是我無法确認是哪個人。以上，衹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實在是抱歉。……
我想，一定是寫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覺言有未盡，特意又補上一段“附記”:
我向舒乙先生說“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會大家都知道”。當然不是在1981年我們初次見面時說的，應是兩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會成立（12月），我出任關西地區常任委員的時候，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這么說的。從那以后又經過了几年，在老舍研究會的閒聊中，也曾和几個人提起前述那本雜志，談過老舍和諾獎的事情。也許您知道，我是惦記著這樁事的。總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從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記憶”与舒乙的“記憶”在一些細節的“歷史敘述”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時間，舒乙記得他們的會面是1978或1979年，而藤井記得是在1981年。這是次要的﹔二是內容，出入就更大了。關鍵有兩點，一，藤井“不記得”他向舒乙說過諾獎篩選獲獎者及“祕密投票”方面的經過。二，藤井衹“記得”他向舒家“口述”的是:他是從“日本文藝雜志”看到，是“日本國際筆會的一位作家”從瑞典駐日本“大使館的朋友的電話里得知”老舍与諾獎的事，而非在慶祝川端康成獲獎的儀式上由瑞典駐日大使親口說出的。
這未免有點兒讓人“尷尬”。其實，在此之前，另一個讓“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尷尬”的人証已經浮出水面，他就是瑞典文學院院士，擔任過某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執行主席，而且是諾獎評委里唯一懂中文的馬悅然。《明報月刊》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點獲諾獎？》的同時，還刊登了馬悅然的文章《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在馬悅然的“記憶”里，老舍是他及妻子“當年的親密知交”。并由于 1966年時他還不是瑞典學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幵諾獎中關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實曾被几位法國漢學家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提名者中的保貝第（PaulBady）曾經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寫過論文。我曾數次被法國友人揪住，尋求我對老舍候選人資格的支持。那時我對這個獎的候選人，則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覺得老舍作品的翻譯質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說的真實水平。就我所知，那時他僅有的被譯成英文的作品是《駱駝祥子》和《离婚》。在英譯《駱駝祥子》中介紹的幸福結局全然詆毀了小說的本意。我斷定老舍因而不可能進入候選人的終審名單。事實果然如此。”
可他還是因“對沈從文的欽佩和對他的回憶的深切尊敬”，“打破了嚴守祕密的規矩”。他証實:“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這個獎的候選人。他的名字被選入了1987年的候選人終審名單，1988年他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學院中有強大力量支持的候選人資格。我個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辭世，他將在10月獲得這項獎。”
由此，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馬悅然和艾笛女士說她“從沒有跟蕭乾和文洁若談到老舍，她談的是沈從文”的“記憶”取得了一致﹔而舒濟、舒乙的“記憶”，又与文洁若“不予証實”前的“記憶”相吻合。衹可惜那位當年瑞典駐日本大使，沒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獻的佐証（藤井先生的信未証實有瑞典駐日大使如是說）。看來那唯一的客觀史實，歷史的真相，即到底1966年或1968年老舍是否進入了當年諾獎的終審名單，衹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 周年或川端康成獲諾獎50周年之際，諾獎評選檔案揭祕的那一天，這段由“口述史”遺留的“歷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因為，從馬悅然所說便可知道，“ 作為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必定對時間尚未超過50年的有關事項守口如瓶”。
換言之，如果歷史的檔案文獻驗証了口述傳說，那至少這段敘述老舍差點獲諾獎的“口述史”便是真實的歷史，并為“口述史”可以作為“正史”的旁証提供了實際的現實依据﹔而如果相反，則這段“口述史”便僅僅是流傳民間的稗官野史，又反過來為衹信“正史”而瞧不起“口述史”的人提供了攻訐的口實。但無論如何，衹有到“那一天”，一切誰是誰非無休止的爭論，才能真正就此打住。
然而，在目前尚處于沒有“考古挖掘”作為旁証的階段，心存“疑古”也還是說得過去的。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時，發現了一封時間標明寫于1956年至1957年間的老舍致瑞典駐華使館人員的短信，衹有一句話:“‘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譯為中文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這封信有點令人摸不著頭腦，不知所云。多虧有編者的腳注:“瑞典大使館的兩位年輕的女工作人員告訴該使館文化參贊馬悅然說，与她們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劇作家曹禺，并要馬悅然替她們用中文寫一封信，邀請這位著名的鄰居去喝茶。結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燈市口丰富胡同19號的老舍。老舍用此簡短的一句話，回复了她們。”
如此看來，當時擔任駐華使館文化參贊的馬悅然的“口述史”也未必准确，至少在他任職時，或准确到1956年至1957年間，他還沒和老舍成為“當年的親密知交”，否則應不會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19號的應是老舍，而不是曹禺。
就老舍差點獲諾獎這件事來說，也許能等到真相揭幵的“那一天”，也有可能是，它作為“過去的真實”根本就沒有存在過，而一直是個“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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